“思无邪”及其他(4)

然则，“天”“地”之间固有某种“关系”，“变者”受“不变者”支配，“世俗的”受“神圣的”支配，以致“变”中有“驻”。地上何者为“变”？又有何者为“驻”？

地上事物之所以有“驻”，也会有某种神圣性，也正是因为地上有了“人”这样一个族类。这个族类，固然被希腊人称做“有死者”，但毕竟界乎“天－地”之间，是能成为“有智慧者”，而“智慧”也带有“神圣性”。

古代希腊人，对于“诗”，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模仿”，一是“灵感”，而后者似乎是更加“通神”的，因此被强调万物“理念”的柏拉图接纳进他的“共和国－理想国”；然而，“模仿”也不是简单复制，不仅仅是形式的，而可以理解为对于事物之“神圣性”之揭示，在这种理解下，被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所接受，而他的持这种观点的《诗学》，成为欧洲文艺理论、美学的正统。“模仿”和“灵感”两种观念的区别，现在猜度起来，也许源于两种不同的文艺体裁，我们看到，直到晚近，莱辛尚有“造型艺术”与“抒情艺术”区别之论，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艺术精神写出了《拉奥孔》长篇论文。

无论如何，“人”介乎天地之间，与“神圣”的东西有一种“沟通”的关系，这在古代，是许多民族共同的观念，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神圣”观念，最初大概也是“智慧型”的，古代儒家注入了“道德规范”的观念，使“圣”和“神”有了区别，而“圣”原本也是“聪明智慧”的意思。

古代的“神”和“上帝”也是似乎有区别的，“神”只是说的能知“阴阳变化”，所谓“阴阳不测是为神”，至今汉语仍保存了这层意义，而并非如基督教那样是一个人格的超越者。有能力把握变化莫测者，就是能与“神”“沟通”的“人－占卜者、巫师等”。能掌握阴阳不测者自己就能顺应这种变化，而在流变中永生，所以“神仙”“不死”。“神仙”为“仙家”，不是“神（家）”，“仙家”住在“山”里，云游四海，永久“快活”，是我国道家的理想；儒家注入“圣人”观念，强调的是“坚定性”，“万变不离其宗”，也是“永久性”的“圣明者”。

然而，“人”总归是“有死者”，“有死者”如何“不死”，“凡人”如何会具有“神圣性”，是一个须得面对的问题。以古代希腊为文明摇篮的欧洲诸国，有一个“灵魂不灭”观念，这在柏拉图对话《斐多》篇中，有原始而又清楚的表达。中国古代对于“人”作为一个族类之生命绵延，也有多种说法，道家与儒家也许有不同的解释方式，比较突出的，也许是由祖先崇拜延续下来的传统观念。

人靠自身的繁殖绵延自己的生命。当人们的思想已经成熟到有能力反省这种自身绵延现象时，就会有种种解释。从这里，产生出儒家对于生命绵延的历史性观念，而在这种绵延观念中，“名”居于核心地位。

当人们反思这种绵延现象时，人们发现，原来人间的事情，竟然全都是“名存实亡”的。这就是说，“实”是不可能很持久的，当“实”消亡之后，只有“名”尚能延续一个阶段――“名”的寿命大于“实”，相比之下，“实”为“小年”，而“名”为“大年”。固有“名垂青史”之说，可见“名”实在是比“实”更重要、更神圣的。

这种骨子里头重名轻实的思想，有许多的弊病，已受到很多的批判，这个批评当然是很应该的，因为这种重名轻实的思想的确产生了慕虚名轻实事的不良影响；然则就其底里，当是求“实”“名”之长存，而并非完全教人徒慕虚名的，为此，孔子有“正名”之论。

“虚名”为“邪”，“实名”为“正”，“正名”仍以“实”为准则，“名”不符“实”，则非“正名”，然则这个“实”并非全“指”事物之经验存在，而是真实之本质，“名”要符合事物的“本质”，才是“真正”的“名实相符”。与事物“本质”相一致的“名”才是“（真）正（的）名”，“正名”即是：事物“自身”。“事物自身”随“名”而传诸久远。“语言是存在的家”，“存在”随“语言”而流传、延续。

“徒有虚名”尚有一层意思：“名”“实”不符，问题出在“实”的方面，因为“实”随时事而变，有了一愕“名（位）”，就要行这个名位的事情，如果做不到，则是典型的“名不副实”，“徒有虚名”。

在现实生活中，要想做到“名”“实”相符，是不很容易的。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一方面是说君子死后没有得到“正名－好名声－令名”，另一方面或许也意味着自己一生做的不好，与“君子”的称号不相符合。不但“名”要“符合”“实”，而且“实”也要“符合”“名”。

同时，在中国古代，人的“名份”，可以“继承－遗传”，至少传个两三代，天子和封国之君，更是“子子孙孙永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