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為什麼今天很多作家放棄了小說

少功夫婦

網上文談，欄目主持/采寫：舒晉瑜

2011年，【馬橋詞典】在出版15年後，獲得了第二屆紐曼華語文學獎。獲得美國第二屆紐曼獎提名的作家與其代表作包括韓少功【馬橋詞典】（1996)、格非【人面桃花 】(2004)、李昂【迷園】 (1991)、余華【許三觀賣血記】(1996)、以及蘇童【河岸】 (2008)。

一本南方村寨的詞典，一部用語言故事講述社會、生活、文化與哲理的小說，十幾年來在文壇的影響力至今不衰，作品有幾十種外文譯本在海外出版，並非偶然。因它講述的遠遠不是語言的故事，穿透紙背的，是作家對人類文明、對人性的深刻的哲理性思考，以及作家的濃厚的人文關懷精神。這是一次成功的創作實踐，是中國當代文學一個重要的收穫。它捍衛了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同時向千篇一律的泛國際化趨勢吹響了反抗的號角。在頒獎晚宴上，韓少功說，他這本獲獎的小書當然不是真正的『詞典』――雖然很多書店職員曾把它誤列在工具書櫃，甚至以為『馬橋』是與『牛津』有意對偶和比拼的品牌。這本書只是一本小說，並不許諾永恆和普適的權威解釋，無意冒充理論、史學、工具書。像其他文學作品，它對生活中各種現場、細節、差異、個別、另類、模糊性的守護，也許只是重申懷疑的權利，讓人們的定見向真相的更多可能性開放。從這個意義來說，文學總是有一副多疑的面孔，或者說文學總是以非公共性方式來再造公共性，一再用新的粉碎以促成新的聚合，用新的茫然以引導新的明晰。這個過程大概永遠難以完結――因此這也是我們不管多少次聽到『文學將要滅亡』的預告，其實用不着過於擔心文學的理由之一。

韓少功說，語言是生活之門。一張張門後面的『馬橋』是一片無限縱深，需要我們小心地冒險深入。那麼，『馬橋』後面的韓少功是怎樣的呢？

讀書報：當前文學創作有什麼問題嗎？有人說文學正在日益邊緣化，正在隱入危機，甚至已經死亡。

韓少功：全球化、都市化、精英化一來，作家們大多從以前各地域、各階級、各行業的生活狀態中連根拔起，其經驗資源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大大減弱，這是一個重大危機。流行意識形態給大家洗腦，好像大家什麼都知道了，什麼都有共識了，對現實生活不再有『陌生化』的能力，不再有問題意識，又是一個重大危機。當然還有電子傳媒的出現，深刻改變了文化生態，讓很多作家不適應。比如一個精彩的段子，就是一段不錯的文學，但這東西傳來傳去，經過了多手加工，那麼該由誰署名？該給誰發稿酬？文學的產權制度是不是正在瓦解？一個有文學而無作家的『電子遠古時代』是否正在到來？其實，在另一方面，當今人類又最感心靈無依，最需要文學來溫暖和引導。所以我說文學不會死亡，只會變化。近期不可樂觀，遠期倒也無須悲觀。

讀書報：【一條胖鯉魚】發表在1974年的【湘江文藝】第3期。當時是什麼情況？這三十多年來您的寫作好像一直比較順利？

韓少功：那一年我還是知青，參加一個寫作培訓班，交一篇兒童文學的作業。從那時到現在都37年了，差不多是一場文學馬拉松。好在我是慢跑，體力上還能扛住，沒有退出得太早而已。

讀書報：您的詩出版過嗎？和芒克、北島、徐曉他們的聚會，是一種怎樣的氛圍？

韓少功：我沒寫出過好詩，沒有出版過，所以羨慕和崇拜詩人，而且一直認為好小說和好散文的靈魂都是詩。80年代初，我確實曾經掏錢去買了一堆油印版的【今天】，算是兩肋插刀一下。與北島他們就是這樣認識的。先是打電話聯繫，然後約在某個汽車站見面，手裡拿一本什麼雜誌，像地下黨一樣。

讀書報：【月蘭】發表後，【西望茅草地】【爸爸爸】【女女女】【馬橋詞典】【暗示】等作品都引起一些爭議，現在您如何看待這些爭議？

韓少功：爭議是好事，讓人兼聽則明。我優點不多，但至少有一條優點是能聽意見，哪怕你九句話不靠譜，我也不會回嘴，但只要你有一句說在點子上，我就會心裡一動，緊盯不放。不過當年有些對【月蘭】【西望茅草地】【爸爸爸】的批評，是政治上打棍子；有些對【馬橋詞典】的批評是潑髒水，不是潑冷水。這就不正常了。當然這也沒什麼。在中國這地面上生活，你得毛深皮厚，有抗打擊能力。

讀書報：在【馬橋詞典】中，您說，自己寫了十多年的小說，但越來越不愛讀小說，不愛編、寫小說――當然是指那種情節性很強的小說。我覺得這和張承志非常相像。十六年前，張承志說自己已經不具備充分的才能去寫小說了，對故事的營造，愈發覺得缺少興致也缺乏才思。當然，他也說過小說是一種墮落的形式。你們二人，為什麼會在同一時段出現對小說大致相同的看法？

韓少功：現代小說這種形式有了幾百年歷史，成熟了，豐滿了，但也有些機能老化，甚至像唐詩宋詞一樣，會有作者和讀者的審美疲勞。小說外部的技術條件和文化環境也在變化，如同美術的發展，在紙張和文學出現以後，繪畫的故事性功能，像宗教畫和宮廷畫的那種，就會自動減弱；再遇到後來的攝影，肖像畫和風景畫也必然退潮。眼下各種現代傳媒高度發達，小說最擅長的細節和敘事，早已被其他媒體分享甚至接管。微博不能表現細節嗎？電視劇不能敘事嗎？……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敏感的小說家都不能不琢磨文體的變革，不能不對自己的工作多打幾個問號。你不妨想像一下攝影出現時畫家們怎麼想……就是這意思。

讀書報：不同的是，您還能寫小說，他目前的狀況似乎是徹底放棄了。有一些優秀的作家，由小說轉向散文，有人將其歸結為底蘊不夠，想像力下降等各種原因，您怎麼看？

韓少功：張承志是個心裡有大事的作家，精神性很強，對小說這種世俗化、個人化和單線敘事的文體不滿意，覺得不順手，應該說不足為奇。魯迅較早放棄了小說，肯定有其深刻的原因。錢鍾書能寫小說而棄寫小說，大概也與才華無關，只能說他另有志向。至於『底蘊』和『想像力』，眼下中年以上的作家基本上都有透支、甚至嚴重透支現象。有幾個人敢拍着胸脯說大話？有些新作，只是維持作者一種表面的規模和數量，常常是水多血少的那種。在這方面，我也有危機感，對自己不滿意。

讀書報：在創作上，您是否也有狀態不好的時候？你覺得自己最大的J頸是什麼？

韓少功：寫不動，寫不好，是常有的事呵。困難是多種多樣的，除了技術層面的，最籠統地說，一是經驗資源，二是文化資源，構成了作家的兩大剋星。有人說，中國人經歷了很多曲折動盪，經驗資源從來不缺。其實這也不對。如果沒有適當的文化資源配置，就像好風景碰上了爛膠片，碰上了白內障，也會變成爛風景或者假風景。這就是對自我經驗的誤讀和誤用。我的意思是，中國作家千萬不能吹牛，即便你打過仗、坐過牢、下過鄉、失過戀，也不一定是經驗資源的富翁。倒是應該經常警惕一下：自己的經驗記憶是怎麼形成的？是不是被流行偏見悄悄篡改了？是不是自欺欺人的假貨？……從某種意義上說，作者最大的瓶頸還是對自己和對社會的無知。

讀書報：【馬橋詞典】中我們看到了『野心勃勃地企圖給馬橋的每一件東西立傳』的韓少功。從16歲去那年插隊，一直待了6年，那段知青生活對您的影響是怎樣的？

韓少功：那幾年插隊，沒讓我成為工程師或外科醫生，但給了我一個接觸大自然和了解底層社會的重要機會，差不多就是特殊的『高等教育』。有那幾年墊底，即便我後來進了城，進了文化圈，也多了一個參照角度。85年提出『尋根』，參與的作家大多有下鄉知青或回鄉知青的背景。為什麼？因為這些人不論是厭惡鄉村還是懷念鄉村，都有一肚子翻腸倒胃和泥帶水的本土記憶，需要一個噴發的載體。『尋根』就是這樣的載體。從這裡，你不難看出經歷對寫作的深刻影響。

讀書報：您在湖南師院上學的時候，同班還有哪些同學比較知名？有過那樣一段艱苦的鄉村經歷，到了大學，是否特別珍惜？您在大學是怎樣生活和學習的？

韓少功：77屆老傢伙多，因為長期失學，所以狂熱好學，宿舍熄燈後點上蠟燭再讀的大有人在。我當時是走讀生，有了孩子，還寫小說，還折騰政治，比如邀一些人貼大字報，炮轟地方領導壓制有關『真理標準』的討論。不過我的功課成績很好，只有英文稍差――這使我不甘心，畢業後又回母校的外文系旁聽。幾年前，有過一次同學大聚會。大多數同學都狀態不錯，在教學、研究、經商等崗位上各有所成。也有當官的，光我那個小組就有省部級、廳局級的五個，而且還沒一個被『雙規』的，也算是不容易了。

讀書報：你1988年去了海南，在【海南紀實】雜誌任主編，創下的雜誌量發行的驚人紀錄。當年『擺事實不講道理，雅事俗說和俗事雅說』的主張，今天還行得通嗎？

韓少功：那幾句話，是我當時對新聞類稿件的要求，意思是一要防止主觀臆斷，不要強加於人；二要講究品質和效果，不能太『八卦』，也不能太學究氣。但當年在市場上的成功，並不意味着在以後也能成功。【海南紀實】發行過百萬，拒絕一切廣告，是出現在特定的時期，相關的條件無法複製。比如當時同類期刊都被舊體制捆住了手腳，只有你放開了打，一套個體戶的打法，當然是無往不勝。現在還有這樣的條件嗎？當時的讀者大多是心裡有國家大事，現在還有多少這樣的讀者？

讀書報：在90年代的思潮分化與衝突中，你處在爭議漩渦中――無論是在『人文精神』討論還是『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辯論。你現在如何看待當時的這些爭議？

韓少功：我從來主張有話直說，但最反對劃派、站隊、拉幫結夥。比如我不贊成王蒙先生的有些看法，但一直尊敬他，甚至崇拜他。他在回憶錄中說我否定王朔，那是他記錯了。我主持【天涯】雜誌，還以頭條位置發表過王朔的文章，一直欣賞他的才華，只是說他殺傷力很強，但建設性不夠。90年代那一段，我明確反對過拜金主義，反對過市場崇拜和資本崇拜，包括醫療、教育的市場化和土地的私有化，至今也不覺得有改變觀點的必要。有人說我『新左』，我不在乎。但我一直慶幸有多種聲音，而且希望有更高質量的反對者，因為這是避免自己封閉和僵化的必要條件。我最近還準備寫一本書，專門清理權力社會的問題，以便讓文革這事，由不可思議變得容易理解，也就不難防範。我的針對點就是某些左派人士對公權力的理想化。這與反對資本神話是同樣重要。

讀書報：從1996年擔任海南省作協主席，到今年辭掉省文聯主席和黨組書記，聽說不少同事掉了淚。你如何看待這十五年的領導經歷？

韓少功：生活是本大書，其中有幾頁是公共事務，可能也不錯。歡送我下台的那天，海南文藝界的同事們動了感情，我心懷感激。其實，我不擅長行政。謀糧草、舉人才、立規矩，是我上任時心裡想的九個字，但做起來也都是些雞毛蒜皮，乏善可陳。一旦該做和能做的幾件事都做完了，再往下就只能是混官了，那還是讓位為好。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吧？

讀書報：作為一個過來人，你覺得文聯、作協這樣的體制是否需要改革？應如何改革？

韓少功：文聯、作協這事很難辦。你說它是行政機關吧，它的規定動作不多，制度約束也粗，還不如某些經濟管理部門，比如賣土地畢竟有了『招拍掛』等一套辦法，有配額，有審計，但文化這一塊幾乎是空白，常常是摸腦袋、憑印象辦事。你說它是公司或者社團吧，它又缺乏獎能懲庸的足夠手段，大家端着鐵飯碗，日子很好混。從大定位來看，這些團體到底是『第二文化部』，還是行業工會，或只是個交流沙龍？這一類機構體制改革的方向應該明確：一是要做民主的文章，克服『官氣』；二是要完全公益化，克服『商氣』，就像我對孫家正說過的：不能傍大款。當時他加了一句：『還不要傍大官』。但要把這兩句話落實為制度，成為一套完整和嚴格的規定動作，並不容易。有一次，省財政廳長率三個副廳長請我吃飯，現場辦公，支持文聯。這種好事十分罕見，但我只要了兩筆小錢。我不便明言的是，我實在不知道在現有這種體制下，更多的財政資源能否管好和用好，會不會形成機構『自肥』。不管我盯不盯着，風險都太大，所以我不能多要。

讀書報：你在擔任領導期間是否有過一些改革嘗試？

韓少功：厲行各層級的定期民主考評，在文學評獎中推行評委實名制等等，這樣一些小改革還是受歡迎的。不過大的醫療方案不明確，光是消消炎，打幾針葡萄糖，不解決根本和長效的問題。

讀書報：大家都評價你很精明，表面上很隨和寬厚，實際上有自己的主張，您覺得自己是怎樣的人？

韓少功：我喜歡古人的兩個說法。一是『外圓內方』，指待人隨和，又秉持原則。二是『識圓行方』，指看事周全，又行事果決。

讀書報：您剛剛參加了首屆蕭紅文學獎頒獎，還有【馬橋詞典】不久前獲得國際紐曼華語文學獎。您有何感想？

韓少功：有讀者和評委肯定我，當然讓我高興。不過任何獲獎都有一定的幸運因素，因為有資格獲獎的肯定不止我這一個，所以高興不要變成暈頭，而且最好不要超過十分鐘。

讀書報：有作家在研究為什麼國外的作家像托爾斯泰等年過八旬依然能創作出優秀的作品，希望能保持自己創作的持久力。您怎麼看這個問題？您覺得自己能寫到多少歲？

韓少功：我肯定當不了托爾斯泰。

讀書報：你翻譯過昆德拉、佩索阿等人的作品。你覺得掌握外語對作家真的很重要嗎？德國漢學家顧彬說中國作家不懂外文，因此不可能有世界眼光。

韓少功：曹雪芹沒有世界眼光，寫得也很好。香港、台灣、海外華人作家的外語水平，總體上高於內地同行，但內地作家不一定就得絕望自殺吧？史鐵生、莫言等等還是不丟人吧？顧彬希望中國作家學外語，多一些了解異域文化的手段，應該是好意。不過，我相信顧教授也不會過於誇大外語的作用，不會不知道此外語和彼外語的區別。德語與荷蘭語，法語與意大利語，頂多就是四川話和廣東話的區別，大同小異。這就是說，一個歐洲人多懂幾門親緣語種，與一個中國人學外語，困難程度是大不一樣的。這事要說清。

讀書報：南方的創作實力似乎整體不如北方，您認同這一看法嗎？您認為作家能夠培養出來嗎？

韓少功：我不大注意地理區劃。至於培養，如果理解為教學，肯定是不靠譜的。我曾經受邀給某大學寫作碩士班講課，第一課就是希望學生們不要太相信我的課。我的根據是，如果有什麼秘笈可以傳授，那麼作家的子女一定是作家――哪有父母不把好東西傳給子女呢？但這種概率實在太低。這一說大家就明白了。

讀書報：您希望自己成為怎樣的作家？您現在創作對自己的要求是什麼？和過去一樣嗎？

韓少功：每個人都有長有短，只能有所為有所不為。做幾件自己該做以及能做的事，比如有一、兩本長銷書，就夠了。再降低一些標準：能做到每個作品都是自己確實有話要說，都言之有物，也可以了。這是我一貫的想法。

讀書報：您最近在忙什麼？讀什麼？您接下來會寫什麼？

韓少功：我最近在鄉下，要住到十月下旬。每天爭取能上地干點活，出一身汗，有益心身。讀小說不太多，倒是讀詩和理論多一些，不一定與寫作有關，至少可享受一下思維樂趣。有一些東西正在寫，至於寫成什麼樣，得隨緣。有些東西要多捂一段，有些則要走簡易程序。我希望自己60歲前至少還能寫出一本有意義也有意思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