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歷史研究回應時代拷問――錢穆對『中國路徑』的探索

導 言

先父賓四先生(1895-1990)生活在近代中國社會變遷、中西文化思想激盪的時代，主張『新中國之新文化則仍當從舊中國文化中翻新』，並堅信中華文化可對人類文化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他的學術進路全然圍繞傳統學術展開，卻又能體現現代學術精神。早年，他曾以【先秦諸子系年】和【劉向歆父子年譜考】而享譽學界，以後又對應於梁啓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而撰寫同名專著。抗戰期間，他的【國史大綱】與【中國文化要義】表現了他獨特的中國歷史觀與文化觀；以後又集多年工夫撰寫了【宋明理學概述】與【朱子新學案】，借對宋明理學的闡發以表達其關於中國文化的理想。凡此都表明，他是以傳統文化與傳統精神，走出一條傳統文化現代化的道路。光明日報國學版刊發有關文章，推動研究。謹表謝意。

――錢 遜

19世紀以來，西方文化猛烈衝擊東方。在眾多中國人喪失文化自信心的年代，少許深邃的思想家、學問家卻沒有隨波逐流，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最堅定的守望者，錢穆（1895-1990）便是其中之一。他終其一生都在探討中西文化的優劣，揭示中國文化的獨特路徑，為中國文化『正名』，『為故國招魂』（余英時語）。由此建立起獨特的文化史學體系，使他在20世紀的學術史、思想史上佔有重要一席。

文化類型說

近代以來，許多人將中西文化的差別理解為線性進化過程中的高低階段不同，將西方文化視為進步的象徵，將中國文化視為落後的代表。這種思想的邏輯前提，是相信各民族、各文化之間存在着『普遍的歷史規律』，相信人類歷史沿着同一種軌跡演變。事實並非如此。

錢穆把世界文明分作西方型和東方型兩類，前者指環地中海的埃及、巴比倫、愛琴、希臘、羅馬及所波及的歐洲全部，後者指華夏中國及所波及的朝鮮、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羅等地。西方文明務於『力』的爭鬥，東方文明務於『情』的融合。西方文明是以轉換為特點，在各區域民族之間轉相更替，總是後浪覆蓋前浪，很少繼承；東方文明則以擴延為特點，周邊民族都被中華文化同化，綿延千年不絕。這兩種類型平行發展，互不衝突，交流甚少而各有偏重。類似的看法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早已言之，但梁漱溟的論證是從哲學研究入手，而錢穆的論證則是從歷史研究入手。

錢穆指出，最足以代表中國文化的是『歷史』。因為歷史包括了一切，是客觀的、實際的。歷史不斷地在變，尤其是近百年來更甚。但是如果單以近百年來的歷史來代表中國的文化，還是不夠的。因此，必須要以長時間的歷史來衡量、討論、比較，才能對中國文化有所認識。由此可見，錢穆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是在一個更加客觀的立場上展開的，因而較之梁漱溟更有說服力。

在此種思考框架下，錢穆處處將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進行對照研究。他說，希臘與羅馬是兩個不相銜接的異質文化；而從先秦到漢代，則是浸染瀰漫、直接相承的文化庚續。蠻族與羅馬帝國，文化本不相同，所以殲滅羅馬帝國之後，必得另起爐灶；而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早就深受中華文化的薰染，所謂『五胡亂華』只是中國社會內部的波瀾，隋唐帝國重建統一，所承襲的北朝文化也是漢化後的北方文化。羅馬帝國解體後，歐洲即陷入黑暗時代，而中國則不然。中國由秦漢至隋唐，其文化的一脈相承昭然若揭。宋明理學既是佛教革新（即禪宗）的結果，又是門閥社會破滅的結果，是平民思想的新氣象，與西方中古時期的教會文化完全不可類比。

他認為，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中央統一的郡縣之制，根本不足以談『封建』。中國的皇帝制度以平民社會為基礎，並無特殊的貴族階級；中國歷代的封君少、地位受到限制，地主與農民之間實為經濟契約關係，根本沒有西方式的采邑地主。所以，兩千年的中國實在不能稱為『封建社會』。自秦以下，中國的發展道路是『經濟地域逐次擴大，文化傳播逐次普及，政治機會逐次平等』，這對於不少學者（尤其是西方人）把中國社會視為長期停滯的觀點，無疑是一大反駁。

『中國文化演進，別有其自身之途轍』，中國的政治組織與中國的地理環境、學術思想相協調。在『大一統』的氛圍中，中國人沒有感到空中天國的必要，所以沒有形成西方類型的國教。耶教的推行，正是由於歐洲人無力建造合理的新國家，人間幸福無望，故而轉向上帝。中國在隋唐時期，雖然佛教流行，但中國人繼承的仍然是孔子、董仲舒一脈相承的文治思想，根本沒有出現政教合一的局面。西方有殘酷的宗教屠殺，中國則沒有。禪宗的流行，與西方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差不多，是中國化的文化。

錢穆發表這些觀點時，流行的主流史學方法是實證研究，流行的主流觀點是西方認同論，即拿中國歷史比附西方歷史的簡單粗糙的進化論。這種線性進化論者認為，中國仍停留在西方的『中古時代』。錢穆在抗戰的播遷流離之中，以滿腔愛國熱情講授中國通史，『於客觀中求實際，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國史大綱・引論】），不僅在學術方法上克服了通與專的衝突，還展現出極大的學術勇氣和思想自信。

地理環境

對地理環境的重視是錢穆文化史學的一個重要特徵。他說：『歷史如一本戲劇，演劇的是人物，而地理即是戲台。』（錢穆【中國文化叢談】，第7頁）他認為，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已然決定了中國文化的發生、演變和種種特質，將有別於其他文明。

錢穆從不孤立地談中國古代文明的產生過程，常常地把埃及、巴比倫、印度都放在同一維度進行比較。他說，中國古代的農業文化都是從各個小水系開始發展，然後擴大蔓延，及整個大水系，而埃及和巴比倫文明都只在單一水系和單一平原上展開，印度文明最早也只發生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地形比較單純。只有中國文化，開始便在一個複雜而廣大的地面上展開。中國文明起源於溫帶大草原、大平原，適宜於農業耕稼，這也是其他文明古國少有的先天優勢，由之產生的文化品格，自然與眾不同。

也就是說，中國文明獨特性的基因密碼早已蘊含在其獨特的地理環境之中，這深深地影響了其後的發展路徑。『中國文化開始便易走進一個大局面，與埃及、巴比倫、印度，始終局限在小面積裏的情形大大不同。』（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第6頁）這是說中國文化氣勢之恢宏。他形象地比喻，中國是一個大家庭，他能具備好幾個搖籃，同時撫養好幾個孩子。這些孩子成長起來，其性情習慣自與小家庭中的獨養子不同。這是說中國文化內涵之豐富，形態之多樣。

錢穆將文化分作三層面（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學術思想）、七要素（經濟、政治、科學、宗教、道德、文學、藝術），經濟均居其首，因此他在考察地理環境對文化的影響時，尤其重視其對經濟的影響。『埃及、巴比倫、印度全都近在熱帶，全部在北緯三十度左右，物產比較豐足，衣食易給，他們的文化，大抵從多量的閒暇時間裏產生。只有中國已在北溫帶的較北地帶，在北緯三十五度左右……因此中國人開始便在一種勤奮耐勞的情況下創造他的文化，較之埃及、巴比倫、印度之閒暇與富足的社會，又是絕不相似了。』（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第6-7頁）中華民族以農業立國，其勤勞堅韌的民族性格，也是拜地理環境所賜。

簡而言之，錢穆認為中國地理環境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而這種獨特性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將這種影響歸結為三個方面：第一，使得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內部統一的大國家，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及；第二，使得中國文化能抵禦外來異族的摧殘，成為世界上文化綿延最悠久的國家；第三，使得中國民族內部始終能夠保持一種勤奮、樸素的美德，文化常有新活力，不易腐化。

『文化國家』與『民族國家』

中國自秦朝以後的兩千多年裏，便作為一個統一國家而存在，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一觀念卻在近代受到來自西方的質疑。近代西方人普遍認為，民族國家才是近代國家的主要標準。在他們看來，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的通例和『常態』，而民族複雜的國家是一種落後狀態或者是例外情形。錢穆對之並不認同。在他看來，中國是一個文化國家，而非民族國家。他選擇從『文化中國』的概念出發，來闡釋中國特有的國家發展路徑。

錢穆認為，中國並沒有西方那麼強烈的民族觀，中國人更強調文化的作用。他認為，依照中國人想法，天時、地理、血統不同，民族性不同，均不礙事。只要有一番教化，在此教化之下，有一番政治，『教化』與『政治』便可形成一個文化而發出大力量來。中國古代正是在這種政治與教化的熔鑄下，盡人之性而又盡物之性，諸道並行不悖，天下達於太平之境。中國人這種『天下一家』的文化觀念，使得中國沒有走上西方那種民族國家的道路，這也正是中國與西方的差異所在。

在錢穆看來，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很早已形成，這一過程可上溯春秋戰國時代，下逮秦漢大一統帝國時期，『一個既理想又偉大的民族國家遂在世界人類的歷史上開始完成』。中國史上的『民族融合』與『國家凝成』早已完成，秦漢之後的兩千多年裏，中華民族一直沿着和平的道路前進，這與西方構建民族國家的歷程大不相同。西方學術主流把民族國家視作近代國家的主要標準，是由於西方前近代的歷史正是圍繞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而展開的。

中國歷史的發展主線既然不是民族國家的構建歷程，那麼如何描述中國歷史的演進？換言之，中國發展的動力何在？他認為，中國歷史的發展就是一種文化的演進：『全史之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累積之成績。』（錢穆【國史大綱】，【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7冊，第33頁）正如余英時所云，錢穆的『中國歷史精神』正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知識界常用的『國魂』『國粹』『黃帝魂』演變而來（【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錢穆終其一生，都在用學術揭示和捍衛這種『國魂』。

錢穆學貫四部，初由子學入門，壯年偏重考證，中年後以通識宏論顯名於世。其範圍之廣、識見之深、才氣之大、文筆之勁，當世罕有倫比。通觀其學，他揭示中國文化獨特性的熱情和抱負一以貫之，他的『中國情懷』（馬悅然語）終生未曾稍懈。他認為，寫國史必須『確切曉t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寫出特殊之「精神」與「面相」。』（錢穆【國史大綱】，第31頁）他所用材料未嘗沒有瑕疵，他所得結論未嘗不無偏激，他的學說在其生前也並不佔主流，但他對近代以來瀰漫國人的歷史文化虛無主義的批判，對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回擊，無疑使他成為20世紀最有力度的學者之一，陳寅恪、湯用彤、楊樹達等一流學者的嚶鳴友聲足以說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