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寶珠 1955年生於北京，1983年大學畢業，1984年到光明日報社工作，其間，任【博覽群書】編輯，【史學】【史林】專刊編輯、主編，理論部副主任，現爲【光明日報】高級編輯、【文摘報】總編輯。著有【中國新文化運動史】、【文化更新的嘗試】、【心河帆影――馬寶珠隨筆】、【一個女記者眼中的人生】、【說不盡的歷史話題】（編著），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提要】、【光明日報五十年曆程】（與馬馨林合編）、【實業元勛】、『影響中國歷史的三百位人物』（叢書，與肖黎、呂延濤合編），撰有【戊戌變法百年祭】、【歷史科學與文化建設】、【關於史學普及與提高的幾個問題】、【用生命奏響中國學術的鈞天大樂】、【君子之風，學者之范――懷念季老】、【文摘與文風】等論文、文章百餘篇。
演講人：馬寶珠 時間： 由於工作關係，我有幸結識了一些學術大家，何茲全教授即是其中一位。芸芸眾生，能成爲大家，自有其不尋常之處。隨著他的遠去，我愈加感到回憶與重溫的必要。因爲，唯有記憶能觸摸人們的心底，能喚醒那些沉寂了的美好，而美好的東西是不該休眠的。 記得錢鍾書先生去世的時候，有人這樣說：『還是讓我們看錢先生的書吧。』我想，這話很有道理，因爲，他的生命駐足在他的筆下，長留在他的著述中。紀念錢鍾書先生的這種方式同樣適用於其他大學問家。於是，我取出平日立於書櫃裡的【何茲全文集】，恭敬地讀，認真地想：他何以成爲一代史學大家？他何以把人們引領到一個新奇、博大、深邃的世界？ 思來想去，還是感到王國維的話能說明問題。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詩意般地形容成就大事業者、大學問家的三種境界。追憶何茲全教授的學術生涯，權且爲王國維的精闢論斷做個註解。 修煉始於寂寞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見天涯路。 【宋】晏殊・蝶戀花 這原本是宋人寫離情的名句，引伸的意思是，一個人在蕭索淒冷中傲然獨立、獨來獨往、追尋理想的情景。王國維以此比喻古今成就大事業者、大學問家必經的第一種境界：要有勇氣忍受一切寂寞、孤獨與辛酸。 兩年後，何茲全從菏澤來到北京。不久，他考取了北大。當時的北大，入學時不分系，何茲全選的是政治系。他選擇政治系的理由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了，爲什麼失敗，一定要探個究竟。然而，一段時間過後，政治系的課程沒能回答他的問題，他又轉入史學系。 北大史學系雲集著一大批名師：胡適、傅斯年、錢穆、陶希聖等。這些老師講課有共同的特點：生動、清晰、深刻、獨到，何茲全對他們十分欽佩，也漸漸懂得，老一輩學者是以紮實的學問爲根基的，重要的古籍他們都能背誦，譬如，傅斯年先生講課善於引用古書，經常整篇背誦，記憶超人。 這裡順便提及，2006年，筆者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之約，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提要】，書中收入了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傅斯年【民族與古代中國史】、錢穆【國史大綱】的提要。胡適自覺而精熟的研究方法、傅斯年關於中國古史研究的篳路藍縷之功、錢穆提倡史心與史識的思想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舉這個例子，意在旁證何茲全教授的北大記憶。 北大教授們的學術思想深深影響了年輕的何茲全。他從欽佩、欣賞到決意效仿、學習。就這樣，在名師的引領下，他的人生腳步開始走向史學殿堂。 大學二年級，20歲的何茲全就開始閱讀【資治通鑑】、二十四史。那時，北大位於北京的沙灘，還沒有像樣的圖書館，一個叫松公府的平房院落用作圖書館，二進院的北房是古籍圖書館，書桌又長又寬，由於看書人不多，有時一個人可以占半個桌子。書借多了，三面圍起來，像個書牆。讀書人近乎『苦行僧』，但在書牆裡看書，如同置身於世外桃源。借書時不用查書目，也不用寫借條，只要報上書名，圖書管理員敲敲腦袋，略一尋思，就把書遞到手上。讀書無疑給人以精神享受，但是，一個青蔥年少的人每天要和老祖宗對話，要和『之乎者也』打交道，與青燈黃卷相伴，其感受是不言而喻的。松公府里的書有限，何茲全就跑到位於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去看。當時，他的住所在北大東齋，從住所到北圖，要經過北海大橋。閉館後，他獨自走在大橋上，南北兩海的景色吸引著他，一天的寂寞與枯燥便漸漸散去。 在圖書館，他接觸了辯證法和唯物史觀，閱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國農民戰爭】，也瀏覽了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礎】、【托瑪斯・穆爾和他的烏托邦】，這爲他日後的學術生涯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石。讀書是寂寞、單調的，但是，『每天鑽進圖書館看書，書讀多了，自然就有心得，就有想法。』伴著青春的激情與銳氣，他開始躍躍欲試，大有『少年心事當拿雲』的豪邁與氣魄。 回憶自己的讀書生活，特別是回憶當年往返於位於文津街上的北京圖書館與北大東齋『啃』【大藏經】的情形時，何先生難耐激動：『在北大讀書的4年，是我過去生活最幸福、最有意義、生活得最像個人樣的時期。北大4年，是在有知識、逐漸認識世界、認識自己中生活的。』我想，何茲全先生以自己的經歷詮釋了寂寞的意義與內涵。如果讀書必須以寂寞相伴，那麼，這種寂寞就是火山爆發前的沉寂，預示著『於無聲處聽驚雷』。 擇善而固執之 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 【宋】柳永・蝶戀花 王國維以這兩句詞比喻成就大事業者、大學問家必經的第二種境界:由於對理想執著，信念堅定，雖然飽受挫折，嘗盡風霜，仍舊堅持到底，矢志不渝。 多次聽何先生談話，但印象較深的是聽他講荀子、講【中庸】。他說荀子『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中庸】的『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對他的影響很大。他解釋，荀子的意思是，不以自己已經接受的東西排斥、損傷將要接受的新東西，這就是包容的思想;【中庸】擇善而固執強調的是，對了的就要堅持，不能東說東倒，西說西倒。這兩句話是辯證統一的，一方面要有主見，另一方面要善於學習。 上世紀50年代，何先生研究的重心是中國歷史分期。他運用詳實的史料進行論證，並在此後的研究中不斷加以完善，從而形成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中的一派。他說：『漢魏之際社會經濟有變化，認識這變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會形態的變化而又給予它系統的理論說明並以可靠的歷史文獻證成其說，大約是我第一個提出，是功是過，是對是錯，我都要爭這個第一，當仁不讓。』 從這段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何先生當時並沒有認定自己的觀點就是正確的，但他敢爲人先的學術勇氣確實讓人佩服。對他的觀點，儘管有人不同意，但也不能輕易否定。對此，一位與他同輩的史學家這樣說過：『檢驗科學理論的正確與錯誤的方法中有一種是「證偽」。要對何先生觀點「證偽」，我想不是那麼容易的。即使不同意何先生的觀點而另持他說的學者，也不能不認真慎重考慮何先生的意見，而促使自己的研究再深入下去。』 早在1934年，何先生就在【食貨】雜誌撰寫論文，首次提出『中國封建社會形成於漢魏之際』的觀點。抗戰勝利後，爲更好地研究中國史，何先生曾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主要研習歐洲古代、中世紀史，這使他更加堅定了對中國歷史分期的看法。1958年，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兼管教師進修學院的吳晗請史學界人士作報告，何先生也在被邀名單中。他以『魏晉時期社會經濟的變化』爲題，闡述了四個具體問題：從交換經濟到自然經濟，從編戶齊民、奴隸到部曲、客，從土地兼併到人口爭奪，從流民到地著。他認爲，這四條是漢魏之際中國由古代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的基本根據。 許多人知道，何先生在『文革』中，因『食貨派』而遇坎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排除干擾，在歷史研究的征途上特立獨行，一路向前。在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這個領域，作爲第二代名家，他與另幾位先生以論考雙精、學貫中西、變通古今的功力，將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幾十年過去了，問及何先生對這一觀點的看法，他依然很堅定。不追風，不苟同，獨立之思考，自由之精神，擇善固執，自成一派，他的學術風骨讓人感佩。他用一生踐行了自己的信念：『著書立說寫文章，貴在有新意，尤貴在有創始性、突破性。』 何先生的擇善而固執建立在他篤信的『讓史料說話，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史學界評價何先生的這個原則有很強的思辨性，即如果沒有獨到的見解，史料再紮實，也談不上獨立思考精神。反之，如果做不到以史實爲依據，提出的見解再新穎、再獨到，也只是猜想、臆測。 1991年周一良教授在何先生八十壽辰時評價他:『念茲在茲勤學問，神全形全樂期頤』。看來，一個勤奮之人不失灑脫、快樂。 東風夜放花千樹 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宋】辛棄疾・青玉案・元夕 王國維以此比喻成就大事業者、大學問家必經的第三種境界:在艱苦追尋的過程中，飽受風霜，備嘗艱辛，一心繫念的理想目標終於實現了，心中是何等的歡欣與喜悅。 在北大讀書時，何茲全的治學能力就已嶄露頭角。他寫的第一篇論文【北宋的差役與雇役】刊登在北京的【華北日報】上。接著，他又撰寫了【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大學畢業前，他撰寫了【魏晉時期莊園經濟的雛形】、【三國時期農村經濟的破壞與復興】、【中古大族寺院領戶研究】等多篇論文，深得教授們讚揚，但何先生保持了難得的清醒，他說:『20多歲的人，所寫文章是很膚淺的。材料掌握得不多，但膽大敢於亂說，自然也有些新見解。』他的畢業論文【中古大族、寺院領戶研究】以紮實的功力得到肯定，老師給他打了88分的好成績。 魏晉南北朝是何先生研究的重點。上世紀30年代在史語所時，他撰寫了【東晉南朝的錢幣使用和錢幣問題】、【魏晉的中軍】、【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魏晉和南朝的兵制】等。在這些論文中，他最感欣慰的是在【魏晉和南朝的兵制】一文中關於世兵制的提出與論述。文章剖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世兵制，將世兵制的內容歸爲兵民的分離、兵戶世代爲兵、兵戶身份卑微等。這一闡述，揭示了世兵制的實質，對人們認識魏晉南北朝社會具有啟迪意義。此外，他對世兵制的形成、制度化及其最終被破壞等問題也作了深入分析。這些文章加之他以後（1986年）發表的【孫吳的兵制】、【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等系列論文，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認爲它們基本上釐清了三國、兩晉、南北朝兵制演變的脈絡，填補了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領域中的空白，對於府兵制的形成提出了有重大學術價值的認識。 在對中國古代歷史長期思考、科學研究的基礎上，他的【中國古代社會】一書於上世紀90年代初期問世。這部近50萬言的著作涉及的內容十分豐富，對早期國家、古代社會作了全面而系統的闡述。全書洋溢的科學精神與獨到見解又讓人們爲之一振，專家稱這部書『反映了90年代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標誌著中國史學研究最新水平。』何先生也因獨樹一幟的學術創新精神，被譽爲『是一位眼界開闊而又不失深邃的學者，是一位具有通貫的識見和學力，能夠把歷史的諸多方面融入歷史的整體，而又能從整體上把握諸多方面的相互聯繫與相互作用並且闡發清楚的學者;是一位實事求是、嚴謹踏實的學者。』同時，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到:『何先生喜歡在創造性和開拓新領域方面作出成就。他自青年治學始至今一直保持學術創新實力，這實在是極其不易且使許多學人難以企及的。』正因爲如此，他才能以其『漢魏封建說』、對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傑出貢獻，奠定了他作爲中外著名歷史學家的顯著地位。 作爲學者，他是博學的;作爲教師，他又是多能的。有人做過統計：何茲全教授在北師大任教時講授過如下課程：歷史文選、中國通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元代社會、中國古代的國家和法、【三國志】研讀等。僅從羅列的這些課程名稱看，就足以讓人驚嘆，更不要說他講課時的獨到大氣、縱橫捭闔。 這裡，讓我們聽聽一位上世紀60年代選修何先生【三國志】研讀課學生是怎麼說的。他說，何先生講【三國志】有三個特點：第一，通過講授重要篇章勾畫出三國時期的歷史脈絡，他認爲，【三國志・魏書】中的【武帝記】、【董卓傳】和【袁紹傳】，概括了三國前期的歷史，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鬥爭。第二個特點是重視制度史的闡述，這從另一個層面把講授名著同講授歷史結合起來。第三個特點是，善於對歷史人物做具體、細緻的分析。例如，他對【三國志】作者陳壽的評價。這不僅涉及對陳壽個人的評價，也涉及到人們應當怎樣閱讀【三國志】這部書。關於陳壽的史識，何先生認爲他對一些人物的評價是比較公允的，如對曹操的評價重在一個『才』字，對『德』則不置一詞，這說明陳壽對曹操的評價是有保留的。何先生自己對曹操的評價是：這個人物充滿矛盾，是亂世的能臣，又是亂世的奸雄，統一和分裂的矛盾，是集中在曹操身上的許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又如，陳壽評價關羽、張飛雖有『國士之風』，但又都『以短取敗』。何先生講授的【三國志】給人以啟發：第一，比較系統和全面認識一部史書及其所反映的時代特點，從認識史書走向認識歷史。第二，獲得必要的治學方法，舉一反三，開拓新領域。第三，既熟悉【三國志】，又熟悉三國史，研究才能達到佳境。 結 語 北宋大思想家、教育家張載有名言傳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這個古訓已成爲一切有良知、有文化擔當的人的信念。古往今來，他們視其安身立命之所在，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從何先生身上我看到了這種古韻遺風，也看到了一代大家的特質。何先生去世後，在送別何先生的儀式上，『寢饋書林逾七旬，治中西學成一家言。功在史壇稱巨擘，盡心庠序臻百歲。教多方士育數代人，澤貽後學仰先生』的巨幅輓聯記錄了一代大家的生涯。百歲老人，一部大書，留待我們、乃至我們的後人去閱讀，去品評。他的治學達到了大家境界，他的人生也彰顯出崇高與精彩。 信念如山 何先生自謙爲『大時代的小人物』，見證了國家、民族的巨大變化。『我生的時代，是世界、中國千載不遇的大變動的時代，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一輩子做學問，一輩子不忘情國家。』『我自信我所服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證法、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這也是馬克思、恩格斯史學的生命力。』『我一生治學都是緊貼國計民生的，因爲唯物史觀告訴我，必須堅持抓重大問題。』何先生的這些真情道白，詮釋了他生命的源泉。1926年至1927年，他沉浸在北伐軍勝利的喜悅之中。他說:『我的心和熱情也跟著北伐軍的前進而沸騰。』他每天迫不及待地讀報紙，跟著北伐軍的進展查地圖，其政治知識、地理知識不斷長進。後來，蔣介石的真實面目暴露出來，尤其是蔣介石圍剿共產黨時，『我忽然清醒了，認爲蔣介石是千古罪人。這時，是我感情上最靠上共產黨的時期。』承認自己曾經不切實際的主張，敢於跨越自己，選擇進步的道路，這就是他的坦蕩、他的襟懷。抗日戰爭爆發前，何先生遠赴日本留學。在短暫的一年裡，日本軍國主義的囂張氣勢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他感到：此時不是讀書時，此地不是讀書地。國內形勢使他進一步認清，中國共產黨人才是愛國的，剿共就是屠殺愛國者，不能容忍。1936年4月，他毅然回國，積極宣傳抗戰，宣傳國內外的形勢。1948年間，何先生留學美國期間一度作過【紐約新報】的主筆。他利用這個陣地，撰寫社論，揭露國民黨統治的黑暗以及因爲政治腐敗而失去民心的情況。當新中國的曙光出現在東方地平線的時候，他面臨著人生的三岔口：回到祖國內地？繼續留在美國？還是應老師傅斯年之邀到台灣史語所？經歷了彷徨與痛苦，他終於作出明智的選擇：回到祖國內地。『作出這個選擇原因很簡單，也很堅決：愛國！我說是愛國，並非矯情或自誇：祖國的召喚讓我決計回國，這種感情、這片心意很質樸也很實在：我只是同時代的愛國人中的一個，是祖國這兩個字的神聖力量把我這遊子召喚回來的。』他深感有祖國的人是無法體會一個沒有祖國的人的感情的，祖國對他有特別的意義：『回國救了我的學術生命，也救了我的政治生命。』『我這個人的好處是有理想，有事業心，有抱負，很想爲國家爲人民做點事。』『一生愛國，關心政治，又一生離不開讀書做學問，這就是我。』1983年，他72歲高齡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85歲時，出版了自傳，他取名爲【愛國一書生】。在他九十大壽時，任繼愈先生送他兩句話:『激盪青春松公府，從容白首太平莊（北京師範大學所在地――筆者）』。從容，就是自由王國的境界;從容，就是心不亂、道不亂。一個從容的老人，正是一生有信念的寫照。 精於道者 何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對學術心懷敬畏，是個真正的學問人。這樣的人不只是比一般人多看了幾本書，多喝了幾瓶墨水，而是窮其一生，殫精竭慮，苦苦追求被稱爲『道』的東西。誠如【荀子】所言:『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著名教授鍾敬文評價他『治史守良規持論不隨眾』說。所謂『良規』，對於史學家就是一手具有深厚的理論素養，一手掌握豐富而準確的史料，且能得心應手、高屋建瓴，從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中釐清脈絡、發現規律、揭示本質。我以爲，何先生有這個本事。何以見得？他有難得的『童子功』，從何先生青少年時代的寂寞苦讀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飽讀馬列、飽讀詩書的。用他的話說:『我所以有今日，是比別人早一點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結果』、是『讓史料講話，實事求是』的結果。 光風霽月 中國文人自古崇尚『道德文章』，有『做學問先做人』的傳統，何先生做到了。記得他的兒子何芳川(歷史學教授)在婉拒兄弟學校給的講課費時說了這麼一條理由:『這是家風』。聽到這個理由，對方也就不再堅持。何氏家風講求風清月明。抗美援朝時，何先生與夫人把19兩黃金捐給了國家、他用給老師傅斯年編書的稿費設立了貧困生獎學金、汶川地震後他拿出1萬元給了災區人民，他多年來默默資助困難學生，他一次次退掉兄弟學校給他的講課費，何師母也曾把河南大學出版社給她的3325元稿費全部捐給了當年6個遭遇水災的貧困孩子，她說『錢是要用的，但要用在正地』、他們的兒子在出差的火車上，把自己的下鋪讓給不相識的母子，自己則被上鋪的冷風吹得感冒……大家，還是充滿感恩之心的人、有情有義的人，何先生曾對傅斯年的學術觀點提出過不同意見，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但他在80多歲高齡時，拜謁恩師，在傅斯年的墓前長跪不起、老淚縱橫。 心廣思遠 大家是大寫的人，他們確有超凡脫俗之處。他們的晚年大都表現爲淡定、不尋常。何先生八九十歲時以『桑榆晚情逢盛世，不用著鞭自奮蹄』自勉，在一生考察社會經濟基礎上開始觀照中國文化。從年輕時的抉擇到耄耋之年的老而彌堅，何先生對中華民族、中國文化充滿責任感、使命感。1995年12月，何先生應台灣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室邀請，到台灣講學。他深入闡述了中國文化起源、背景、發展及前途、致力於國家統一等問題，在台灣學界產生積極的影響。他對中國文化的闡述，大體有這樣幾個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中國專制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中國文藝復興始於何時、東西文化的撞擊和民族出路的求索、中國文化的未來。僅從這幾個標題上看，人們就會發現，每個問題都是基本的，但又是最重要的。顯然，搞清楚這些問題，對於今天的文化建設、學術創新是有啟發與借鑑意義的。他堅信，『中國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有光榮前途的』，『中國文化未來的前景是樂觀的，因爲未來世界應是一個一體化的世界、和平的世界、大同的世界，而這個方向與中國文化的特質相符合』。 |
掃一掃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