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與困惑：近代國學家的時代語境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大規模地對自己的本土文化予以審視開始於近代。這種審視表明：第一，本土文化第一次成為認識對象，上升為問題，因而不可能再沿着原有的運思方向自然進展。第二，這種認識是藉助於『他者』進行的，古今問題由此變成中西問題。因而第三，不管認識結果怎樣，結論何如，都已是對中國本土文化的一種『反思』或『觀照』，更是一種重新選擇。第四，正是在中西文明對話的語境中，中國路徑得以呈現了。

近代意義上的國學概念與外學相對應，正如其基本含義是本國固有一樣，其理論初衷是彰顯中國本土文化的民族性，旨在通過對中國本土文化的認同喚醒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和民族認同。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近代思想家認識到了民族存亡與本土文化之間的血脈相連，將傳統文化與中華民族的自我認同和民族救亡聯繫起來。早年的梁啓超信奉師說，跟隨康有為呼籲孔教是中國的真教。後來，基於對宗教束縛人的自由的認定和對孔教的排斥，梁啓超不再贊成康有為通過保教來保國的做法。然而，與老師異曲同工的是，他將文化視為一個群體或民族的精神遺傳，在精神遺傳中通過個人與群體的相互薰染來增強利他心、愛國心，以此強化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基於這一思路，梁啓超早在1901年就先於鄧實、章炳麟等人明確提出了國粹概念。與此同時，他重視國學研究，成為中國近代國學的第一推手。章炳麟是近代公認的國學大師，他的貢獻不僅在於對語言文字代表的國學的具體研究，而且在於對國學民族性的彰顯。通過莊子的『齊物論』，章炳麟反覆告誡人們：在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是中國的國粹，以此可以激動種性，增進革命道德。這表明，文化具有民族性，只有適合本民族的才是最好的；中國的本土文化就是中國人的精神命脈，是中國之所以存立的根基。包括章炳麟在內的近代國學家對中國本土文化的堅守表明了本土文化的立場，他們的這種本土文化的鮮明立場是建立在對西學充分了解的前提之下的，是基於全球多元的文化語境和救亡圖存的歷史背景的一種理性思考，是在充分了解『他者』以後的一種重新選擇。在他們看來，中華文明是一種有別於西方的獨特的形態，這種文明形態在學習了西學之後可以繼續存在下去。這正是從康有為、梁啓超、嚴復到章炳麟都不約而同地對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尤其是先秦哲學與古希臘哲學予以比較的秘密所在。如此一來，關於怎麼向西方學習的具體方式，或者說怎麼辦的問題是建立在對『我是誰』或『我是什麼』有清醒認識的前提之下的。與此相聯繫，近代國學家都是『西學家』，除了嚴復大量翻譯西方名著之外，梁啓超較早就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以及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著作，為從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到近代的康德、霍布斯、邊沁、盧梭、孟德斯鳩、費希特和達爾文等眾多西方哲學家和思想家所作的評傳既有知識性又有趣味性。章炳麟在大力宣講國學的同時，翻譯了有關西方社會學的著作。即使是被稱為不通西文、不讀西書的康有為也從日本翻譯了大量西方思想。

回顧中國近代的國學歷程可以發現，一方面，近代思想家的國學概念就是為了彰顯中國文化的自主性和民族性，鼓勵國人對中國本土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另一方面，中國近代社會的貧困衰微特別是受制於西方列強的屈辱境地使近代思想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深深的矛盾心理，交織着自尊與自卑的掙扎與決擇。

不可否認的是，在弘揚國學以及對中西哲學進行比較的過程中，近代思想家着意突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相通、相合之處，有意無意地忽視中國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和地域性，對中國文化的個性認識不足。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與西方文化相比的需要。近代國學從根本上說是面對『他者』以弘揚我者，中學在近代最大的『他者』是西學。為了與西學分庭抗禮，必須論證、比較中學與西學的優劣文野；要比較就要有可比性，儘管相同性和差異性一樣都是中學與西學比較的前提，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現實處境卻使近代思想家始終着眼於二者之間的相同性。之所以如此選擇，原因在於：依據進化論的原則，文化具有先進與落後之分，西方文化屬於資產階級文化，中國文化屬於封建文化，西方文化比中國文化先進。沿着這個思路，近代思想家的中西哲學、文化比較當務之急是尋找二者的相同性或相似性，而不是分辨其間的差異性，更遑論彰顯中國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和特殊性了。第二，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都以中國戰敗而告終，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使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羨慕不已，這是近代思想家呼籲學習西方文化的動機。在這個背景下，肯定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通、相合有助於增強中國人的自信心。以西學實現中國的強國富民之夢體現了中國人自強不息的精神品格和振興中華的願望，也在某種程度上誘發出中國人的文化自卑心理。第三，中國傳統文化到了近代，確實存在一些不和時宜的觀念。藉助與西方文化的相合，近代思想家為中國本土文化注入了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等價值理念，推動傳統文化的內容轉換。出於以上原因和心理，近代思想家講國學一面側重對中國本土文化的內部開發，一面采他山之石，與西方文化、佛教文化的互釋成為主要的方法和途徑。這樣做的目的是證明中國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代表的世界文化相合、相通，其後果則是在與西方文化的相似、相通中誇大中國本土文化的普遍性和共性，而有意無意地遮蔽其民族性和個性。由此，便出現了中國近代國學的悖論：國學的初衷是為了彰顯中國本土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近代思想家採取了比附西方文化的做法，在張揚中國本土文化的民族性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忽視乃至遮蔽了其民族性和特殊性。

近代思想家對中國本土文化的態度糾結着自尊與自卑的矛盾糾葛，這一矛盾心理表現在行動上便是：一方面，將中國的貧困衰微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落後，斷言中國戰敗原因在於中國文化不如西方，這使與西方文化的差異即個性成為中國文化的阿基裏斯之踵。另一方面，為了救亡圖存，又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具體辦法只能是攀援、比附西方文化，以此掩蓋中國文化的個性，證明中國文化並不落後或過時。矛盾糾結的結果是以共性遮蔽個性，在與西方文化的相合、相通中掩蓋、忽視中國文化的個性。

綜上所述，近代思想家對傳統文化的定位以及文化重建始終交織着中學與西學的關係問題，這使整個中國近代文化史、哲學史在某種程度上呈現為中學為主與西學為主的交替：康有為、譚嗣同以中學為主，嚴復以西學為主，梁啓超博採中西，旅歐後復歸東方文化，章炳麟以中學為主，之後的新文化運動時期儘管出現了東方文化派，西學還是最終佔了上風，再後來便是新儒家的興起，重續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主流地位。當下國學思潮的宗旨是重拾中國人對本土文化的信心，既是對近代國學的致意，又是對長期以來忽視傳統文化的反省。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