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明：溫國學 說誠信

關於『信』，孔子有許多精闢的論斷。例如，子貢問政，孔子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提出一個假設的問題：『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孔子的回答是：『去兵。』子貢再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孔子的結論是：『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再如，孔子明確地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論語・學而】）他所說的『信』是『信任』的意思，主張以信任為人與人交往的基礎或前提。如果沒有這個前提，沒有這個基礎，人們就無法結成社會群體，因而比軍事（『兵』）和經濟（『食』）都重要。

孔子只談到『信』，還沒有談到『誠』。孟子把孔子提出的『信』，提升到終極價值目標的高度，提出『誠』的觀念。他說：『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中庸】對這句話作了展開的論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則散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思孟學派把誠視為人生終極價值目標，把『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視為人生價值實現的最高境界。思孟學派是主張天人合一的，其實，這個『一』就是『誠』。『天人合一』也就是『天人合誠』，可見，他們是多麼看重這個『誠』字！

宋明理學家完成了對『誠』的本體論證明。程頤說：『誠者，實理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朱熹說：『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四書集注・中庸章句】）程朱理學把天理說成是『誠』的本體論依據。王陽明說：『良知之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欺，則良知無所偽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傳習錄】中）他用『良知之人心』對『誠』做出本體論證明。周敦頤把『誠』與『聖』相聯繫，強調『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在聖人身上，充分體現真的價值、美的價值和善的價值，他盡善，盡美，親親，仁民，愛物，所有的優秀品格都歸結為一個『誠』字。他把『誠』解釋為真善美的統一，解釋為儒家價值觀的核心範疇。

人類是以結成社會群體的方式存在的，儒家提出的誠信觀念，其實就是人類社會群體存在的反映。無論在何種社會，都需要倡導誠信觀念，倡導合群體性原則。換句話說，誠信觀念具有超歷史、超時代的恆常價值，對於任何社會都是必不可少的。誠信的反面是虛偽。虛偽也許是人類最難克服的劣根性之一。人學會了思維，也同時學會了虛偽。有人搞過調查，得出的結論令人悲觀：一輩子都沒說過謊的人，幾乎找不到。為了對治虛偽，不斷地強化誠信意識，造成講誠信的社會氛圍，顯然十分必要。

根據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善亦進化，惡亦進化。套用他的說法，也可以說，誠信亦進化，偽善亦進化。孔子生活在農耕時代，人們活動的社會範圍比較小，人與人交往比較少，也比較簡單，人也比較純樸。孔子『周遊列國』，其範圍大概不超過山東、河南兩省。那個時代講誠信也許會容易一些。我們所處的時代，人與人交往頻繁，交通通訊便捷，地球變『小』了，成了所謂的『地球村』。人的本事大了，作偽的手段也變得高超了，甚至可以採取高科技手段，利用電腦犯罪，這是古人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的。每個時代都應當講誠信，但必須找到與前人不同的講法。我們只能接着前人講，不能照着前人講。至於如何把前人的講法，轉換成適應現時代要求的講法，這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我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講誠信，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講誠信，難度比孔子時代要大得多。市場經濟強調每個人的主體性，強調等價交換，那隻『看不見的手』支配着人們的生活世界。於是，人們接受自由、平等之類的新觀念，主張人格獨立，要求解除人身依附關係。這種變化的積極意義在於有利於調動人的積極性，有利於社會的發展，但也萌生把一切價值都商品化的傾向，掩蓋着以主體性原則損害合群體性原則的傾向，從而為講誠信帶來比較大的困難。人們在看到現代化的市場經濟的一面的時候，往往忽視了它同時又是社會化大生產的一面。社會化大生產當然更需要講合群體性，更需要講誠信。西方發達國家在謀求現代化的時候，提出『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口號。『自由』和『平等』講的是主體性原則，而『博愛』講的則是合群體性原則。『博愛』有相信他人、相信群體的意思，包含着講誠信的意思。博愛思想實際上來自基督教，並非是現代西方人的新發明。在西方社會，維護博愛原則或誠信原則最有力量的還是基督教。儘管有的哲學家宣稱『上帝死了』，其實，西方人在精神生活中還是離不開上帝。他們需要藉助上帝的權威維繫博愛原則和誠信原則。我們中國人倡導誠信原則，當然不必到西方基督教那裏尋找資源，但不能不到儒家那裏尋找資源。儒家的誠信觀念猶如我們的黃皮膚、黑頭髮一樣，是我們不可擺脫的民族精神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