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霞：辛亥革命時期的民族主義思潮

19世紀末，對已然瀕於衰朽的中國來說，『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直接導致其進入一個歷史的斷裂期：一方面，幾千年來支持人們觀念世界的、以『華夷秩序』爲核心所虛構的『天下觀』，受到亙古未有的挑戰和衝擊；另一方面，新的、近代意義的『民族―國家』觀念，亦因西方勢力的強力壓迫而處在逐漸建構之中，並漸漸支配國人對於世界與國家的想像。事實上，近代中國人在認識和比較中西之間從器物到政治到文化的差異的過程中，現代國家觀念就逐漸被接受並不斷得以深化，然而直到20世紀初年，先進的知識分子引進民族主義理論，並與之前由嚴復引進和詮釋的社會進化論相結合後，所有關於新的『民族―國家』觀念才得以正本清源，成爲完整的體系，民族主義思潮遂成爲中國最主要的社會思潮，建立現代主權國家便成爲一些先覺悟的社會精英們所日夜縈懷的時代問題。

但是，起源於西方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主權』爲核心的民族主義理論，對於有著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中國來說，這場因東西方殖民武力的衝擊而興起的民族主義熱潮，遠非今人所能想像的那麼簡單。於20世紀初，民族主義引進中國之時，事實上已經發生了進一步的扭變，即一直隱然深埋在漢族士人心中的對滿族貴族統治合理性的質疑，在甲午對日海戰失敗之後開始全面爆發，一場擎著種族革命大纛的資產階級革命，已在知識和思想界之外的政治領域迅速地展開，並將這種混雜著種族主義的革命思想帶入到對歷史資源選擇的視角和對西方民族―國家理論的接受視角。於是，在這個移植與轉換的過程中，國內各派人物對之做了多重的處理，使得中國的民族主義具有中國的特色而表現出極其複雜的特性：

首先，中國各方面的先進分子必須要在新的世界背景、新的世界語境下處理這樣一種傳統與近代的觀念緊張：西方『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理論，與傳統中國的『天下―四夷』觀念，或具體說，早已在悠久的歷史文化中積澱爲傳統的民族觀和西方單一民族國家的政治觀念，兩者之間如何調適？事實證明，這個問題讓當時的人們頗費周折，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認同混亂。

其次，面對一個腐敗的清政權，利用明清之際抗清反滿的歷史記憶資源，鼓吹『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在當時無疑是一種有效的政治宣傳手段和策略。但是這種民族主義的革命宣傳和策略卻是一把雙刃劍：在鼓動起民族革命激情的同時，也大大傷及中華民族的整體統一。於是調適、統一，解決民族革命與中華民族整體崛起的問題，便成爲人們思考歷史與現實時不得不面臨的難題。

第三，同西方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民族主義的單一任務相比，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面臨著雙重使命：救亡和啟蒙都很緊迫。如何讓中華民族在獲得獨立、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命運的同時，使中國從此走上現代化，使國人獲得民主自由，從而平等地生活，也是一個頗費思量的問題。因爲在這強國夢想的背後，不僅包含著對民族前途的憂患和危機意識，而且還有著對『西方』世界的愛恨交加，並由此導引出對傳統文化價值的評估及其未來命脈的思慮，從而呈現出『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路線爭執。

第四，同西方相比，中國面臨著更爲複雜的現實情況：民族主義理論是『舶來品』，而且是西方歷史上歷時性的各種民族主義理論被共時性地引進；有著複雜歷史和現實社會構成的中國，在接受與傳播民族主義時，還需要整合另外一種景觀：有的提倡種族民族主義，有的探索文化民族主義，有的呼籲政治民族主義等等，怎樣讓這些不同的民族主義資源爲同一個目標服務？他們各自又有怎樣的發展命運？均難以卜知。

時人在接受和闡釋民族主義時已然各執一詞，這樣在運用自己的學說和行動踐行民族主義時，不僅有立憲建國和民主共和的不同，也有國內立憲和海外立憲利益的爭奪，革命派內部國粹派和實踐派的觀念歧異，更不用說殘存的清政府與各種勢力的角逐紛爭了！正如印裔美國學者杜贊奇所說：『民族主義雖然宣稱是統一的或具有統一功能的身份認同，但實際上是一種包容差異的現象』，『我們聽到的不是民族和諧而單調的聲音，而是一群交互穿插的、矛盾的、含混的聲音，彼此之間相互對抗，相互肯定、討價還價』。這些認識可以說是對辛亥革命時期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最好註腳！

但是，辛亥革命時期的民族主義思潮開啟了中國的民族―國家建構之旅，古老的帝國踏上了向現代化邁進的涅之路，中華民族真正開始了由一個『自在的民族』向『一個自覺的民族』的發展演變。幾代人的浴血抗爭，終於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中華民族的主權獨立國家，中國人用自己的民族智慧解決了複雜的民族主義本土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