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遠古特質定下發展路徑 宗法社會之路古已確定（2）

而西方上古時代卻呈現出基本不同的景象，雖有關戰爭也頗為頻繁與激烈，甚至，古希臘有幾個城邦的建立都與征服戰爭有關（如斯巴達），古羅馬也是在征戰的基礎上擴大統治範圍。但這裏上古時代的社會演進過程卻是一種多元的模式，征服戰爭建國決非主導方式。由於優越的地理條件，其不但與各文明古國間有一定的經濟文化交流，且各不同性質的城邦之間也有頻繁的經濟文化來往，使人民開闊了眼界，尤其是政法思維有了不同的參照系。如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學】就是在探討了150多個不同城邦體制基礎上的研究成果，換言之，這裏城邦國家的產生方式是多樣化的，其政體更為豐富多彩。其大多數地區的路徑特點是：原來的血緣氏族組織逐漸遭到破壞，而一種主要以地域為建構的社會組織逐步取代了氏族血緣體制，也就是說，其城邦政權的產生是一種新的社會組織結構。

在古希臘，海外殖民活動持續了幾百年之久，而古羅馬的平民階層幾乎都由外來移民組成，可見在古典古代移民活動之頻繁。再隨着經濟的發展，主要是工商和航海諸業，社會活動日益越出部族共同體的範圍，原始氏族組織處於急劇解體、崩潰過程中。在新開闢的城邦和擴容的舊城邦中，來自不同地區、不同部族的人們會合到一起，以個體家庭為社會基本單位，由於血族倫理規範關係淡化，必須代之以契約規範社會秩序。其與中國早期國家的宗族結構社會形態基本不同，或者說，其家、國並不為一體，因此，也不宜用『國家』這個詞組稱呼其早期政權組織。

在氏族血緣組織逐步解體及家庭成為社會基本單位的過程中，私有制經濟得到很大發展，其文明集居點必須尊重各不同家庭與個人的獨立事務權。由於家庭與個人的相對獨立，所以，調整各家庭與私人關係的私法或者說市民法，成為其城邦運作的主要規則。由是人們培養出一種人與人之間以協商方式處理地域組織內部事務的文化基因，呈現一種以契約關係為主的文化秩序。當時富貴者開始向貧窮平民進行高利貸等的剝削，也大多採用土地抵押等有關契約方式，此後平民與貴族長達數百年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也總以重新簽訂契約完成有關法律規範作為結局。在宗教信仰作用下，西方的早期政權是在不同血族單位的組合中，開創出一個自治型的獨立城邦社會，或在征服戰爭後構成一種自治城邦的聯盟。直到羅馬帝國也仍然保持着一種自治城邦聯盟的結構形態，它對後世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於其中逐漸萌芽出的『平等』、『權利』、『正義』等概念的思想意識，有力地促進了社會『從身份到契約』運動的進步。

以古希臘民主制城邦雅典為例，其主要權力機關有：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十將軍委員會、陪審法庭等。古羅馬共和國的主要權力機關有：百人團會議、平民會議、元老院和數名執政官、保民官等。官員一般由選舉產生，並對投票的民眾負責；同時，政權各機關有互相制約的作用，以防專制的濫觴。在古希臘雅典，甚至沒有一般人民與少數統治集團之分，所有的公民都能參與政治活動，理論上其最高權力是直接掌握在公民大會的選民手中。總之，從公民的權利、官員的產生、機關的職能諸方面都能初步體現政權為『公共權力』的性質。而中國古代國家是在殘暴的征服戰爭與兇狠的權力爭鬥中，為加強統治而擴大氏族機關的結果，其王權及其有關政府的統治基本沒有『公共權力』的職能，而純粹是代表貴族集團對民眾的赤裸裸專制統治。或者說，其國家機構之本質乃是維護家長（君王）用權力支配成員（民眾）的統治工具，即所謂『家天下』。

中西方不同的人群在其早期文明史中建立起的政權的文化特質，對兩者社會的後續發展，乃至對近現代社會的演進都起着一脈相承而不可小覷的作用：英國近代之路的主流是儘量避免流血的『光榮革命』；美國建國的關鍵是『五月花號』的自治契約與費城的制憲會議；法國大革命雖然非常悲慘，但他們最終從近百年血的教訓中走出第三共和國的妥協步伐……而我們，道路卻是如此坎坷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