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項爲何要作詩

兩詩給我們的重要啟示，簡言之，天下或可力取，但決不可力治。同樣，取天下絕不是爲個人基業。天下之爲天下，一定要從天下而非純粹個人的角度來考慮。不這樣理解我們就會顛倒政治的本意。

……

任何朝代建立以後，都必須面對一個真正的問題：什麼是政治？不讓政治的本質因素通過其法律規章，通過對待老百姓的方式等等體現出來，那麼，這國家的合法性就一定會受到質疑。

項羽的【垓下歌】

劉邦的【大風歌】

兩千多年來，項羽的【垓下歌】和劉邦的【大風歌】一直爲人所吟唱所研究，但是兩首詩到底寫了什麼，爲什麼司馬遷一定要在他們的傳記中錄存這兩首詩，我們還不能說已經很清楚了。本文想通過對這兩首詩的解讀來討論和打開幾個問題，雖然表面上看來這幾個問題風馬牛不相及，而本質上它們卻是互相關聯的。

我們首先要問的是，爲什麼這兩個從小未受什麼文化教育的人，或者說，對【詩】【書】全無敬畏之心的人，突然會作詩？『劉項原來不讀書』！【史記・項羽本紀】記載項羽曾說『書，足以記名姓而已』，『不足學』。【酈生陸賈列傳】說『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更加值得追問的是，爲什麼這兩首並非刻意寫成的詩能夠代代相傳，至今人們仍然耳熟能詳？當然，這跟一個人，即【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有關。於是，真正的問題毋寧是，爲什麼司馬遷會在旨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作品中把這兩首詩錄存？如不記錄，對反映劉項性格、秦漢之際整個中國的重大變局，以及古代某種特殊的政治哲學傳統，有何妨礙？

從司馬遷起，正史就特別注意記述古人的文章和奏議，這使得每一個人在中國歷史上有了一些特殊的品格，而且使中國古代的歷史傳統有異於我們今天的史學傳統。中國古代看待政治、詩歌和作史，有一種獨特而深厚的地方。

作詩在中國古代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事件。詩的本質在於，作詩都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原因（借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即『本源』）。『詩言志』，志和大道相關，詩學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政治哲學。和這無關的詩歌，起碼在秦漢之前是沒有生存空間的。爲什麼項羽會在那個特定的時刻作詩？爲什麼劉邦會在另外一個特定的時刻作詩？今人多從『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角度來看待垓下之歌，這種做法把人性理解得過於膚淺。在我看來，此詩和愛情無關。劉項之作詩不僅關涉中國歷史上的某個重大決斷，更關涉古人對『人之爲人』的最根本理解。中國古代抒情詩的傳統一直不夠發達，這也跟對這個傳統對於詩和志之間的本質關聯的強調有關。有資格接受詩教的人本來也就是能接受『大學』教育的人。

一

按照創作的時間順序，也許還有一種與之相關的意義承接，我們先來解讀【垓下歌】。

『力拔山兮氣蓋世。』 兩詩首句均是我們理解全詩的關鍵。項羽賦詩，開門見山自『我』始。此句並非項羽自我吹噓，【項羽本紀】：『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八尺有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明代凌約評價道：『羽殺會稽守，則「一府懾伏，莫敢起」；羽殺宋義，「諸將皆懾服，莫敢枝梧」；羽救鉅鹿，「諸將莫敢縱兵」；已破秦軍，「諸侯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勢愈張而人愈懼，下四「莫敢」字，而羽當時勇猛可見也』。鉅鹿之戰是秦漢之爭的分水嶺，項羽過人的才智、指揮能力和氣勢在此發揮得淋漓盡致。所有這些都給項羽以極大的自信，導致了他對個人力量無以復加的強調。在項羽看來，有了『萬人敵』的偉力，就什麼都能做，可以去征服一切。從起兵反秦至烏江自刎，項羽自己沒有吃過多少敗仗，即使在楚漢相爭的四年多中，項羽也是勝多敗少。他之所以最後被劉打敗，也的確是出於常力之外的原因。

『時不利兮騅不逝』。這是個急轉彎，全詩氣勢陡然變化。尤其後面 『可奈何』、『奈若何』，把項羽心中那種悲憤無奈、虎落平陽的嘆息表達得淋漓盡致。全詩四句，一揚三抑，既和項羽的生命歷程正相對照，也是項羽精神氣質和當時處境的真實寫照。

『時』，就是在『我』之上或者說之外的東西。『時』一般指『天時』。孟子說天時地利人和，此處之『時』把這三者都包含在了一起。項羽後來幾乎每次兵敗時都會說：『非戰之罪也，是天亡我也』。這和『力拔山兮氣蓋世』到底構成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或張力？在我看來，正是在這裡關涉到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最基本的問題―――即人和天的關係：到底是人定勝天還是人必須順應於天？

在中國文字中，所謂天有五義：曰物質之天，即與地相對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謂皇天在上，有人格的天，帝。曰運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無奈何者，如孟子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運行，如【荀子・天瑞篇】所說之天是也。曰義理之天，乃謂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說『天命之謂性』之天是也。【詩】【書】【左傳】【國語】中所謂之天，除指物質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論語】中孔子所說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55頁）

這是典型的現代人觀念。其實中國古人說『天』，尤其儒道兩家，只有一種統一的含義。它既不是指西方意義上的『人格神』―――有意志的東西，也不是指所有實體性的東西，諸如天空、空氣、雲彩、星球等的組合，而是指包括人在內的整個自然的運行過程及其內在法則。這過程和法則決非個人力量所能改變。只有順應它，人才可能成就自己，也使得天自身運行的法則得以呈現。反之，則必受其殃。

『時不利兮騅不逝』，項羽在這強調了『時』或者我們可暫時稱之爲『天』的那個東西。該句反映了項羽三重困境，或者說，整個天的行爲反映在三個地方。第一『時不利』，寫天。第二『騅不逝』，寫物。第三，被隱含著但卻有意識地略去的『我』；『我』如何從叱吒風雲的將軍統帥，從傲視群雄的西楚霸王，從快要接近權力頂峰的君主，淪落到一個耳聞四面楚歌而心驚膽戰的人。『我』的處境之形成恰恰因爲『時不利』，體現爲『騅不逝』：連當初載著項羽馳騁沙場不可一世的烏騅馬都意識到了某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任何反抗在這裡都無濟於事。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這兩句感慨並非可有可無。虞姬是個侍妾，通常此種人的地位是不太重要的，就如同平定洪楊之亂時每晚在帳中爲曾國藩抓撓以緩牛皮癬之癢的那位侍妾，即使二人愛意纏綿，此情對於曾之爲曾並不具有特殊意義。

項羽詩中慨嘆烏騅和虞姬其實只是近取諸譬，絕無『兩句三年得』的苦心，因爲他那晚飲酒時身旁只有虞姬作陪，而戰死沙場抑或逃回江東也和那匹馬乾系甚大，二者是他此刻最爲靠近的東西。『騅不逝兮可奈何』承上句而來，說他已走投無路。下面一句說的是，自己現落入連侍妾都不能保護的可憐境況，而非濃墨重彩地渲染熱烈的愛情。這是對力量最終敵不過命運的認知，而不是表示自己對某物某人的深情。這兩句其實是『時不利兮騅不逝』的延伸，它沒有獨立意義，但它加深了前兩句所表達的意義的反差。一句在先，三句在後，撫今追昔，兩相對照，情何以堪！正如清吳見思所說：『「可奈何」，「奈若何」，若無異議，乃一腔怒憤，萬種低回，地厚天高，託身無所。寫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極矣。』

項羽在窮途末路時感到，單憑個人偉力是無法改變這個世界的，有一種比它更高的力量在，而要順承那更高之力就必須有另外的東西。這東西是什麼呢？我們可通過【大風歌】而追索。

二

劉邦打敗項羽靠的是自己的一些著名謀士和將軍，如韓信、黥布、彭越、張良、蕭何等。劉邦很少像項羽一樣首先說『我』，他說『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現出完全不一樣的氣勢。項羽有句名言：『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當兵敗逃至烏江邊時又說，『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而劉邦平定天下，登基爲王，滅掉韓信、彭越、黥布等反叛將領之後，『過沛』。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他忽作一詩，作完『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爲什麼此時他要哭，哭和這首詩到底有什麼關聯？

『大風起兮雲飛揚』。與項羽不同，劉邦最先關注並吟出的卻是非『我』之物，他知道，人生天地間，並非萬物主宰，無論是處理人和自然的關聯，還是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聯也好，人都應該先想到有比人更高的力量。只有從那裡領悟到了某種法則，人才能真正理解人是什麼。

有學者認爲這詩前三句恰好對應劉邦生命歷程中三個至關重要的事件：沛縣起兵、定亂歸鄉、長治久安；是劉邦自述過去、現在、將來。這是誤解。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認爲，『大風』在中國古代是一個很特殊的詞，本意爲暴風，借指人的一種特殊的困境、一個突然發生的大變動。而李善注【文選】中【大風歌】時明曰：『風起雲會，以喻群凶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海內，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可見，『大風』不可能是像有的學者所理解那樣指劉邦自己，它是指某種不利於現實的東西。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和前詩相似，這一、二句之間也存在巨大轉折。從群凶競起、群雄逐鹿進展到世事已平、河清海晏。爲什麼偏偏是故鄉？爲什麼要歸故鄉？項羽有故鄉而不能歸、不敢歸，歸去無顏見父老，歸去怕人恥笑。劉邦有幸回故鄉！故鄉是個很特殊的符號，如果經過大起大落而重回故鄉，那就更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劉邦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從沛縣泗水亭長到一國之君，如此懸殊的身份一定會表現爲懸殊的心態和對於世界理解的變化，這種懸殊其實已經體現在『大風起兮雲飛揚』之中。天下曾經那麼混亂無序，四處都有兵燹之災，有各種不平之事。現在經過『我』的努力，整個國家開始清明，雖未到政通人和，但也有欣欣向榮之氣。這樣一個巨大變數，才使得劉邦有可能還鄉。而回鄉之後，現在和過去的關聯與斷裂就凸現出來了。他恰恰是在此時生起那種感慨。

『加』字頗堪注意。『加』有超越於、凌駕於、站在……之上給人形成特殊之『勢』的意思。劉邦說『威加海內兮』和項羽說『力拔山兮氣蓋世』既相同又不同。此時此刻劉邦會想，『我』是靠『威』而暫時平息天下的，『威』跟我個人的『勢』相關。這點和項羽沒有太大區別，但問題的本質不僅於此，所以他很快轉到下一句。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疑問詞『安』在古代有兩個基本含義：何處；如何。『安』在這裡可兩義共存。劉邦『過沛』，挑選一百故鄉男兒受其教誨。這裡的故鄉某種意義上就是『安』。劉邦其實是把它和故鄉關聯在一起，這也是此詩更深刻的背景。但如何招徠猛士也是一種『安』。正是在這點上，他和項羽之間本質的不同表現得一覽無餘。『吾之所以能得天下也』和『吾之所以能守天下也』，都非個人偉力所能達到。事實上，這是一個國家中所有人的事業，必須獲得猛士和謀士的幫助。這是個重大問題，不是現在已解決、可以看得到結果的東西。『守四方』需要探索，不是憑藉現有力量和智謀就可以完全解決。這甚至不是單純的力量之爭，它關涉到比純粹的力量更多的東西。宋劉辰翁說：『「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古人以爲伯（霸）心之存，恐非也。自漢滅楚後，信、越、布及諸將誅死殆盡，於是回顧寂寥，有傷心者也。語雖壯而意悲，或者其悔心之萌乎！』『語雖壯而意悲』是劉氏的獨到見解，雖不中亦不遠，和李善的『安不忘危』有異曲同工之妙；以『悲』來形容劉邦當時的感情也許過猶不及，但他的詮釋無疑豐富了我們對於劉邦的理解。從『大風起兮』到『威加海內』，再到高祖『乃起舞，感慨傷懷，泣數行下』，可以看到，這種政權不夠穩定的焦慮感在劉邦心中的確比較深重。但若僅把這種焦慮定位在暫時的守成上，則仍未深刻理解『安得猛士』之深意。

得天下後，迫在眉睫的就是如何治天下。【酈生陸賈列傳】：『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命，在此詩語境中既體現爲劉邦如何能在秦末風雲際會時取天下，更指他是否以及如何取得猛士來鎮守四方。陸賈曰：『居馬上而得之，寧可以馬上而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姚苧田【史記菁華錄】說：『謂滅亡於趙高之手。……如此，則馬上伎倆，通無用處。更破得盡致。』是爲的解。）』，『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真正能得天下的是什麼，這問題不想清楚，你劉邦的天下也可能很快失守。『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問陸生：『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這就觸及到『守四方』的本質，觸及到『人天關係』。

『守四方』單靠個人之力甚至是單靠人力都是不夠的，『不讀書』的劉邦和『時時稱說【詩】【書】』的陸賈對這點具有共識。問題是：我們如何做才能達所欲達，即真正治理好一個國家？

【史記・留侯世家】載：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

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f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D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獲天下後，劉邦面臨一個重要問題：立誰爲太子？他沒有因和戚夫人情厚（請對照『虞兮虞兮奈若何』）就隨意更換。有意思的是，劉邦爲戚夫人歌也是反覆吟唱『可奈何』『奈若何』，感到自己萬人之上、權傾天下，但不是什麼都可憑一己之力就能辦到，儘管他可逞勇恃強、拿君王之力排除萬難以遂己願，但這結果可能是他自己承擔不起的。他若真想順應天之道就須棄己之私，聽從謀士、聽從大臣、聽從百姓，從而聽從德性、聽從天道。劉邦有不能者，太子能之，太子所以能者，宅心仁厚也。劉邦明白自己的限度，從而再次順應天道召喚，這就是他作『鴻鵠高飛』詩時的感情，而這和【大風歌】很大程度相通，即『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商山四皓跟隨太子，表明他們對太子的特殊態度，而這必然來自太子的德行，太子果有德行則必然能得大家擁護，能得擁護則劉家天下必可長久。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使得政權穩固、持續，同時也使得通過政權可以達到的某種局面得以延續。而這，一定程度上就是政治。

三

歸根究底，兩詩並非純粹抒發個人情緒，而是關涉中國古代對於政權合法性、之所以獲得和如何延續等的深重考慮。劉項皆在特定時刻反省自身並觸及同一問題，即在治理國家這種神器上，如僅靠個人，且單憑某種自以爲是的力量的話，無論如何努力，可能非但不能達到目的，還會招致相反的結果。

司馬遷每寫完某一人物生平故事都會做出評述。這其實是在進行哲學思考。史遷對項羽的評論可視作其對項羽生平遭遇之謎的解答，也是他對【垓下歌】的解讀。

他說：『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舜是儒家學說中最高人格的象徵，項羽所行所施恰恰反其道，但他們卻有著同樣相貌！）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其對項羽之欽佩溢於言表。某種意義上，項羽所做是可以和舜相提並論的：推翻暴秦，拯民水火。『霸王』之『霸』也正暗示項羽『力拔山兮』的人格特徵。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還是牽涉『力拔山兮』，是憑『我』之力攻伐略取，史遷用『私』字再次點明項羽失敗的根本原因。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太史公這句我不同意。項羽說『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道的是實情，他雖然沒有認識清楚這個高於自身的力量的真實本性，但他最終思考了它的存在。在學有淵源的真正儒家傳人司馬遷這裡，情形則有所不同。儒家認爲：人天合一。簡言之：人從屬於天；天在人之上；人有順天和逆天兩種行爲的可能性，順天則昌，逆天則亡。請注意，此中還包含一個如何順天的問題。在司馬遷看來，項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後所做的一切都是逆天而行，而自己卻未能醒悟，只是反覆申說『天亡我，非戰之罪』。但這恰恰表明，項羽雖然明白最終的失敗『非戰之罪』，他卻沒有真正理解『天爲何亡我』。『不忍過江東』也說明他在思考上陷入了和在戰爭中一樣的困境。他沒有真正理解『亡我之天』和『戰敗之我』之間的關係。所以在司馬遷看來，他沒有做好人之爲人所應做之事，只一味把責任推諉於天。劉邦短短五年得天下，此非人力可達，乃天所賦也。沒有秦二世倒行逆施、百姓思變、項羽掃清統一的障礙，漢朝建立是不可思議的。

同樣，劉邦敗項羽也絕非憑一人之力。他自己也說：『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及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及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及韓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其實劉邦手下幾乎所有重要謀士和將領都曾爲羽效力，然最終都輾轉逃至劉處。在項羽處表現一般者，在劉手下反獲重用、建功立業、彪輝千古。

劉邦及其『猛士』應和了一個更高的東西，恰恰這個東西才是真正的政治。我們讀這兩詩時應該追問的是：在創立某一偉大基業之時，我們最終目的和過程或者說手段之間到底應該是一個什麼關係？治天下的背後所包含的最基本要素是什麼？或者說，治理天下者應具備什麼素質？

兩詩給我們的重要啟示，簡言之，天下或可力取，但絕不可力治。同樣，取天下絕不是爲個人基業。天下之爲天下，一定要從天下而非純粹個人的角度來考慮。不這樣理解我們就會顛倒政治的本意。『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通常我們把莊子此言作爲批判竊國者的義憤之語。但真正的竊國者其實是沒有的，因爲國不可竊。國永遠是國，竊與非竊，不在於是否黃袍加身、改朝換代，而在於『竊國者』建立國家之後的行爲。如果一切行爲符合治理天下之所需，那麼其國家本身就有合法性，竊國就不再成立。鉤乃個人私產，竊鉤是民事行爲，豈能與國家相類比？！竊國的合理性應該由竊國者竊國之後的行爲法律規章、由竊國之後的歷史、由國民生活和道德水平所達到的程度等等來證明。

然而，如果僅是改換朝代，就如項羽，以磅礴氣勢取得一國君位，但還沒真正開始治理國家就已結束，其合法性就只能看他在帶兵打仗和自立爲王的十多年間做了些什麼。據【項羽本紀】記載，項羽爲人殘暴，每次打完仗就有可能做類似屠城坑卒之事。他的一些行爲已經違反最基本的仁義之道―――在中國古人看來這才是立國之本。爲什麼秦也好、隋也好，在中國歷史上地位評價那麼低？因爲他能做的、想做的，我們都未看到，但他做出的殘暴卻讓人們深深感受到了。所以陳涉首難、隋末農民起義都不是沒有根據、一哄而起的。任何朝代建立之後，都必須面對一個真正的問題：什麼是政治？不讓政治的本質因素通過其法律規章，通過對待老百姓的方式等等體現出來，那麼，這國家的合法性就一定會受到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