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裂與聯結：儒學整體性格的『漢宋之爭』

清代漢學家不僅認爲文字的魅力可以大到『一言興邦』的程度，更對文本的依賴到了欲罷不能的境地。更有甚者，漢學家們用一種並不理性的情緒對待理學，『自古理學之儒，滯於稟而文不昌，經術之士，汨於利而行不篤』。在江藩筆下，這種牴觸似乎到了不可收的田地，他認爲，理學之所以積弊且無明達之士出來挽救頹波，完全在於他們『滯於所習以求富貴』的錯誤問學心態。

斷裂：掙脫儒學整體性格約束的藉口

　　清代漢學家往往一方面自我批評與擔憂『道問學』之餘不求義理，專事訓詁，恨不得『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另一方面卻又時刻沾沾自喜於自己做的是真學問，視此以外一切皆爲妄作。

　　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漢學家擺脫儒學整體性格的原因，正由於清代學術中，學者們對於文字與典籍的反覆翻檢、印證、引申，本身就需要投入無休止的精力與時間，換一種說法即是，儒學到了清代，因囿於精力與治學任務的不一，使得漢學家只能『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觀察』，即便是兼通漢宋的學者張之洞都不得不承認，因爲局限於精力與治學方向，『大率有確解定論者，不過什五而已』。

　　我們可以順此思考一個問題，清代漢學家以局狹的內心來說，拋棄對經典中義理的求索轉而耽溺於一經一書的考訂，或許可以資爲學問的出路，或因爲精力不及而分門別戶，未嘗不能理解。但在作出考察時我們要看到，對文字與典籍的強大的索引、分析、整合能力是學問的先決條件，所以這些學者一方面說『漢學難而宋學易』，而另一方面卻又有『考據之學亦所欣慕』的優越感，故而漢學家難免會因治這種明知高深、繁難、耗時耗力的學問所產生的優越感影響自己的判斷力，清儒們對於『尊德性』與『道問學』的關聯被『漢宋之爭』中一些並不冷靜的因素割裂開來，其中有因考訂之煩而放棄了義理者，他們在選擇『工詞句』的同時試圖去做『窮義理』的學問。

聯結：回歸儒學個性的必然趨勢

　　我們應該看到，如果漢學家們VV然於純粹的經典考證，而並不擔憂他們那個年代的『破碎、險怪』的學風，或許『漢宋之爭』會朝著一種我們無法預料到的狀況發展下去，他們經常會『矜其強記博聞』而揪住宋儒『故微誤』不放，所以漢學家看到了『縫掖巨儒，弦歌在野』的盛況而沾沾自喜，喚醒經典中那些已經塵封的記憶，使得漢學家們在難以壓抑住對考據、訓詁無比興奮的心理狀態下，將矛盾集矢於宋儒。

　　但漢學家也並不敢完全排斥漢學中屬於理學的那一部分，畢竟陳澧的話是執中的，『漢儒之說固有宋儒之理』，問學的最佳狀態應當是在『義理與考據』之間，所謂『考訂之學，以衷於義理爲主，其嗜博、嗜瑣、嗜異、矜己者，非也』，也即是嚴格地按照典籍的敘說來發明義理，進而做到明體達用，自然漢學家們認爲這一點宋儒是無法做到的。他們指斥宋明理學『以似亂真，汜濫日甚，至於詭托高妙，倡狂妄行，糟粕典籍，詆爲俗儒』，但是反過來講，理學家們無法做到的，考據學家們同樣無法做到，在邵懿辰看來，他認爲漢學家背道而馳、如此視宋儒而不見有違逆之嫌：『學者以博爲能……凡傳注之出於宋儒者，⑵宦跡晃嵋猿綰憾眩渫較嚶耄旁緩貉А！

　　清代思想史的命題中的『爭』只是『漢宋之爭』的一層表面現象，我們來看程廷祚寫給他的家門程晉芳書信中的一段話：『學莫先於經學，經學中有章句焉，有性命焉。鶩於章句者，世俗之儒也。』由此可以看出，程廷祚對儒學整體性格表示猶疑，雖然漢學家能做到平心博覽以求古人用意，但對『章句』與『性命』二者究竟如何融合開始表現得無可適從，儘管程廷祚的態度已經很明確，他堅定地認爲聖人之道不能舍章句，但是他也無法完全排斥治經還有解答『性命』這一層次工作，否則僅僅鶩於章句就擔心會淪落成爲俗儒：欲通聖人之道，欲講在此而所求在彼，對『詞章』的解讀必不可少，但是一旦想要『解讀過度』，就日益墮入『解讀不足』的尷尬境地，又恐與他們嗤之以鼻的『解讀過度』相脫離。在程晉芳回覆程廷祚的信中我們可以進一步印證這種論斷的正確性，程晉芳在信中回道：『愚所謂程朱不可輕議者，非以其解經論學爲無可是正也，其操心也純，其制行也嚴。』

　　由此觀之，漢學家們要求學問回歸儒學命題的本身，乃是一種自覺的行爲，這至少可以說明兩點：第一，漢學家對理學無理的非難只站在了自身的角度考慮，並不能允許漢學脫離理學的層面而單獨存在，一旦丟失這種依靠，就會陷入一種疑惑的狀態當中；第二，正是基於這種疑惑，又兼顧畢竟還是漢學家這一事實，所有的辯護不再等於攻訐，『明通之識，體用之意』或可以理解是孔子之道，前提條件是要『通曉理道』與『博聞強識』，而不再是一味地只求『章句』不問『性命』了。

結局：儒學個性的轉變

　　在清代的讀書環境裡，學者們對過去的經典理解所產生的分歧，因爲群體的失憶，『老師俗儒或不能盡通其義』，與『關乎自己的德行』相比，讀書人的『關乎他人的德行』已經被打磨殆盡，讀書人的良知諸如公正、仁慈、慷慨、誠實，在嚴酷的政治審查中已經完全站不穩腳跟，他們的腦袋裡，只留下了堅忍、謹慎、沉著這樣的消極的防禦手段。漢學家的性格與儒學整體的性格差異，便體現在此。

　　雖然，這並不是漢宋之爭得以出現的直接原因，但卻間接地影響了儒學內部的性格，不過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在這場『解讀過度』與『解讀不足』的學術大爭辯中，正因爲學者們生活在經學熾熱的年代，作爲以博爲能的漢學家在面對浩如煙海的典籍時，他們需要擁有什麼樣的心態，這樣的心態究竟會對上述大爭辯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而持有這樣心態的漢學家在發出『豈以考據而害其爲正人乎？』的反詰時，或許已經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整個儒學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