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24期
周有光，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原名周耀平，1906 年生于江苏常州，后迁居苏州，1923 年入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其后留学日本、美国多年，1949 年回国担任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5 年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1989 年离休后笔耕不辍，著有《现代文化的冲击波》、《周有光耄耋文存》、《周有光百岁新稿》等，2010 年出版新书《朝闻道集》。 周有光老先生的家，在北京朝阳门内一处朴素的单元楼里。去年我曾经拜访先生，就是在飘雪的冬季，先生着毛衣裤，守一方木桌，笑容可掬。如今又是一年过去，再见先生，衣着及屋内陈设全然未变，仿佛时光停滞，没有什么能再更改这位百岁大师的平静生活。 人生百年已过，可谈的往事实在太多。他的连襟是沈从文，他的夫人是“合肥四姊妹”排行第二的张允和，这些故事我们早已熟稔。本想请他随意聊聊“家”与“书”的话题，不想先生每日勤看新闻，足不出户，尽知天下事。我们的访谈，也如墨洇宣纸，就此散漫地铺开。末了，先生说，欢迎再来。 少年家学 “通识教育”培养良好公民 我的世界曾经很大。年轻时候出洋留学，日本、美国都呆过，四海为家。现在我105岁，走路不灵了，不能再出门，一个人在家中，我的世界就变得很小很小。我只有一间小屋子，半张破桌子，这就是我的世界。 1906年我生在常州，后来全家就搬到苏州来住，苏州是我慢慢长大的地方。小时候我家的条件应该算很好的，有很多书，亲戚朋友很多是文学家，后来沈从文也成了我的连襟，那是后话。 小时候在苏州，学校里面读书、写文章都是古文，虽然当时已经在提倡白话文，可是学生写白话文是不算数的。我的读书氛围很好，学习文言文，平时看的是白话文，两方面功底都打下了。可是中学时候的老师常常给我们讲，说中国并不缺少文学家。中国为什么从一个文明古国变成一个弱国，受人家欺负呢？因为我们缺少科学，老师鼓励我们尽量去做科学工作。我的同学们听了老师的话，很少搞文学的，这也是时代的影响。“五四”运动讲的是德先生、赛先生，讲民主与科学，可是不谈文学。不是文学没有用，而是文学不能建设新中国。 中学时代，除了规定应当看的书之外，多半时间是自己随便看书。我们那时候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教育内容太多，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学了苏联模式，搞专业教育。从前的学校都是学英美模式，提倡通识教育，不鼓励你做专家，而是鼓励你拥有广泛的知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良好的公民。 “通识教育”本来的英文是general education，有人翻译成“博雅教育”，我认为不好，层次拔高了。但是“通识教育”的翻译也不完善，general education还有“自由”的思想在里面，没有翻译出来。我想象中的general education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知识，也可以说是“工具知识”。我们中学时代的说法叫“国英算”，就是学校里只有国文、英文和数学是要考试的，小学和中学要把这些工具知识学好。现在许多人有个错误的认识，以为中文或者英文学好了的人就是有学问，其实这些都是工具而已，不是“纯知识”――也就是第二个部分，在大学里要利用“工具知识”来学习“纯知识”。现在的学生苦，主要是中学时候基础知识没学好，进了大学还要补英文，苦不堪言。我中学毕业，英语已经讲得很流利了。老师怎么训练我们呢？出好多个题目，你去抽一个，给你五分钟时间准备，然后你就上台讲这个题目，训练思考和演讲的能力。 抗战八年 大难不死，有家难归 1923年，我进了上海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方式跟中学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这个学校是以英语为校园语言，学校里面什么都是英文，连门房都讲英文。教师方面只有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是中国教授，其他都是外国教授。快下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我们一些课外读物，常常要我们看百科全书。因为百科全书很简单，又全面、客观，作为读书的课外辅助是很好的。这个教育很有用处，可是我们国家没有这个习惯，现在学生们最多拿个字典翻一下，字典并不能告诉你其中的知识。 我的学问可以说是得益于百科全书，所以后来跟百科全书有关的工作我都愿意做。沈从文给我起外号叫“周百科”，因为我从美国回来，带了一部百科全书。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一个月只有35块钱，没有钱了，就把这个百科全书卖掉了――卖了五百块给旧书店。我那时候穷得不得了。我还有《二十四史》，很好的版本，卖不出去。结果后来造反派要来，这些书没有地方放，《二十四史》只卖了24块钱。大家都穷嘛，要吃饭。 我大学毕业之后在上海工作，日本人来了。兵荒马乱的年代，读书不重要，吃饭也不重要，生命才重要。我家就逃到西南后方去避战火。这次去四川，原本以为最长也就三年回来，结果一去就是八年。 进了四川，我们住在重庆的南温泉，当时那里是防空设施最好的地方，蒋介石也住在南温泉。有一回我下班后坐滑竿过江，一个炸弹下来，炸在旁边，力量很大，把我整个人吹出滑竿，我就掉在阴沟里面了。日本飞机过去以后，我才爬出来。我想我一定受伤了，摸摸身上，没什么地方疼，一看旁边的人都死了。后来人家说，幸亏是风把我吹到阴沟里面去了，我躺在阴沟里不敢动，弹片没有打到我。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我只是碰巧没有死掉，四川人说我是命大。 八年以后回来，家里看家的人都找不到了，家里住的都是我不认得的人。我的家完全变化了，什么都没有了，连家里的老房子，人家都不承认是我们的。抗日战争八年，完全割断了我家的历史。 我在重庆的时候，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政协委员会，每个月要开一次座谈会，每次都请我去，讨论世界大事。周恩来一直在重庆，周恩来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他是研究经济学的，所以我同周恩来很早就比较熟悉了。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呢？周恩来一再讲，我们共产党是讲究民主的――就是这一条。解放后，我们认为，共产党要建设新中国，新中国当然应该是民主的嘛。开头几年的确很好，比如“文字改革”问题，周恩来就找我们到国务院去讨论，讨论到中午还没完，周恩来就说，在国务院吃饭吧。我们吃饭，就是两荤两素。周恩来说，大家平等。 故人风流 合肥四姊妹，连襟沈从文 当年卞之琳很有意思，卞之琳追求四妹充和，四妹不喜欢他――恋爱的事情本来就很难讲道理，譬如我不喜欢你，要讲出道理来是很难的。卞之琳天天追她，可是他怎么样也不行。 卞之琳追四妹失败了，沈从文追三妹（张兆和）倒是成功了。沈从文也有趣味，三妹那个时候在上海吴淞公学念书，胡适做校长。胡适提倡白话文，就请了沈从文来教学生写白话文。因为当时认为，沈从文写白话文写得最好。沈从文就喜欢上了他的学生三妹，他就写情书给三妹。三妹很生气，拿着情书去找胡适告状，说你看，沈从文是我的老师呢，还乱七八糟写这种信给我。没想到，胡适的思想太新了――胡适说，沈从文他没有结婚，他向你表示爱慕，这没有错呀。 三妹一听这句话，已经不高兴了，胡适下面一句话更糟糕――胡适说，我跟你爸爸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爸爸去讲？三妹气得不得了，把信一摔就走了。可是沈从文有毅力――我写给你的信，你看也好，不看也好，反正我不断写给你。后来他们慢慢就好起来了。 沈从文喜欢聊古代的东西，我年轻时候也是读的古书，所以古代的东西我们都能聊。可是我搞文字改革，搞汉语拼音方案，他不感兴趣。他说，用拼音在打字机上打文章，文章是不会好的，因为他自己不会用打字机。 沈从文这个人，脾气很好。三妹有时候发脾气，他就笑笑，也不发脾气，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还有就是他的自修能力很好，什么东西都是自修的，他确实小学都没有毕业。我们一个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看他，他说：“不得了，你都小学毕业了，我还没有小学毕业呢。” 我跟我老伴（张允和）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我根本没有追求。因为我的老伴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到我家来玩，我就认得她了。在苏州时，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后来我到上海，她也到上海，就接触比较多一点。又碰巧，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那时候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铁路炸了，她去不了上海，可是到杭州的路是通的，所以她就到杭州去借读。我恰好在杭州教书，接触更多了，就开始恋爱。我们这个恋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们两个人出去，一定要离开一段，不能手拉手的。手拉手在马路上走，有伤风化。古代人讲究举案齐眉，现代没有案了，我跟我老伴就用杯子，每天喝咖啡的时候，举杯齐眉。虽然只是好玩的事情，但这个小动作表示，我们彼此有敬重。男人要敬重女人，大男子主义其实每个男人都有的，所以更要提倡“敬”，这样家庭就可以和睦了。 编辑：蓝雅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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