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即『春秋傳』說初證】(1)

孔子作【春秋】，孟子和司馬遷言之甚詳。但孔子作的【春秋】，並非『春秋經』，而是『春秋傳』――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傳』藍本。

其實，對『春秋經』非孔子作這一點，從唐代劉知幾開始，就以『惑經』爲名作了初步的證明。這以後，歷代學者如鄭樵，朱熹，劉克莊，朱彝尊，石韞玉到『五四』以來的顧頡剛，楊伯峻等，都作了多方面的考辯，論定『【春秋】者，魯史也。』但是，我們不能由此推斷，孟子和司馬遷說的孔子作【春秋】爲虛妄。

　　　 一、孟子說的『孔子作【春秋】』即指『春秋傳』

孔子作【春秋】之說，最早始於孟子。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亦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孔子是『作』【春秋】，而非如後代經學家所鼓吹的只對『魯春秋』進行『筆削』，作『一字之褒貶』。其二，孔子出於時代的歷史性劇變的需要，懷著『罪我』之懼，首創私修【春秋】之舉。『【春秋】，天子事也』，在孔子之前，修【春秋】是史官才有的權利，而孔子不僅『侵權』私『作』，而且還要以此『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太史公自序】）。故不得不擔心『罪我』。從性質上看，孔子的【春秋】不同於今之『春秋經』，而同於『春秋傳』。其三，從討伐『亂臣賊子』而言，只有今之『春秋傳』才『當得起』。『經』不僅記事簡陋，而且褒貶不明。孔子身居的魯國，有弒君五，逐臣二的史實，在『經』中無一得到反映。特別是對典型的弒君殺臣的『亂臣賊子」慶父，『經』中未討一筆。相反，對被孔子嘆爲『良大夫』的趙盾，卻強加上了『弒君』之罪。如此黑白顛倒，實在不足稱道。唯有『春秋傳』，才對這些被『經』所隱所諱的事實真相，一一予以披露，予以深誅嚴伐。言魯史官之不能言，記史官之所不敢記，爲後代保留了唯一的信史與珍史。在內容上，只有『春秋傳』才懸明確針對『邪說暴行』『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的現實而作的。

孟子還說，『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這裡的【春秋】，同樣是指孔子作的『春秋傳』，而非『經』。因爲在『春秋經』中，記載最多的是魯襄公(51次)，魯隱公(40次)，魯成公(38次)，而提及齊桓公僅30次，晉文公僅8次(據友人趙生群君統計)。齊桓、晉文占的比例並不多，（絕未占突出地位），當不得『其事則齊桓，晉文』之說。『其文則史』更談不上。唯獨『春秋傳』即今之『左傳』中，『齊桓晉文之事』記載甚詳，其中晉文公尤爲突出，從其流亡各國到稱霸中原，載之歷歷。晉史在全書中占了近五分之一，而晉文則是其中寫得最詳盡最個性鮮明的人物，的確符合『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的評價。由此可見，孟子所說的『春秋』，即指『春秋傳』。

有人認爲，孟子是出於『道統』『師尊』的觀念，才吹捧『孔子作【春秋】』之功。則筆者可舉並不尊儒的韓非子的記載，證明孔子作『春秋傳』。【韓非子・外儲說】上引證『春秋』晉文公攻原之事曰：『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此事不見於『經』而唯見於『傳』。――考【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記曰：『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日，「原將降矣」。軍吏日：「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這裡的記載，晉侯的『信，國之寶』的話與孔子說的，正可相互印證。說明【左傳】――『春秋傳』的這段史料，是孔子據『聞』而『記之』。

又，韓非子每每稱引『春秋』史料，多指『春秋傳』。如【奸劫弒君】篇：『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此不見於『經』，而見於『春秋傳』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問王疾，縊而弒之。』不僅內容吻合，而且字句也大同小異，說明韓非子引自『春秋傳』原書。

不僅韓非子，戰國時代其它書如【戰國策】　 【呂氏春秋】等等，所稱引的『春秋』均指『春秋傳』。劉師培考定『今考周季之書所述【春秋】，均指『左氏』，並進一步推論『是則戰國儒生，均以【左傳】即【春秋】，斯時公、谷未興，「春秋」之名，僅該左氏。』（俱引自劉師培【左盒集】卷二【左氏不傳〖春秋〗】)

從戰國諸書普遍徵引『左傳』卻無一人提及左氏之名，而唯見稱道孔子作『春秋』，這不能不使人懷疑，諸書所稱引的『春秋』(『左傳』)即孔子作的『春秋傳』。司馬遷說『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說明孔子曾親自通過其高足弟子傳播過『春秋傳』。【韓非子】中曾提及『子夏之說【春秋】』，可爲佐證。正由於孔子學生的廣泛傳播，所以『春秋傳』才得以廣爲流傳，遍爲各書家徵引。這應是合於情理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