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整形』的話語權之爭

近日，教育部就剛剛研製出的【通用規範漢字表】面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立即引起了廣泛爭論：【通用規範漢字表】中不僅恢復了51個異體字，還擬對44個漢字『動刀整形』，調整其寫法。如：『琴』字左上角『王』字最後一筆由『橫』變為了『提』;『唇』字的廠字頭由半包圍結構調整成了上下結構，『親』『雜』『殺』等字底下的『豎鈎』改為『豎』，最後一筆由『點』改成『捺』。(8月19日天府早報)

　　在某網站就此進行的相關調查中，多達87..14%網友表示明確反對。如此一邊倒的意見反饋，恐怕多少出乎教育部、國家語委的意料之外。一個據聞『歷時八年』、『經過專家全盤考慮、反覆研究才得以出台』的局部性漢字『技術改良』方案，因何如此不受歡迎?專家信任危機當然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在公眾的權利意識高漲的時代語境下，專家、精英化的壟斷性闡釋權力(及其結論)正遭遇越來越頻繁的大眾化挑戰、民間智慧『抵抗』，而部分社會行業領域出現的專家為特定利益群體代言、代謀的逐利傾向，則讓這一信任危機經常性處於緊繃、次衝突狀態。更何況，與某些具有特定專業知識門檻的行業領域不同，漢語言文化屬於基礎性知識類別，加之其天然的大眾屬性、民族屬性，其引起更大範圍、更激烈的民間情緒反彈，實為必然。

　　當然，除了在相當多行業領域沿襲下來的專家、精英――草根、大眾這樣壁壘分明的歧爭套路，44個『整形』漢字的背後，其實還透射着有關文化闡釋權、文化話語權的隱性權力之爭。不無巧合的是，縱觀漢字的衍變發展過程，同樣可以看到這一布迪厄所說的文化權力動力學的顯見推動作用。

　　從文字學的角度看，漢字千年演變的邏輯結果，最突出的表象便是由繁至簡的結構簡化史。從甲骨文、金文演變為篆書，繼而變為隸書、楷書，總體發展趨勢便是由繁到簡。如隸書是篆書的簡化，草書、行書則是隸書的簡化，而簡體字則是楷書的簡化。有趣的是，這一簡化過程，恰好伴隨着文化權力、文化話語權由小眾壟斷(從最初的政治精英一元化到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的二元模式)直至多層次多元化的文化秩序結構調整。到目前為止，公認較早成型的簡體字出現於南北朝時期的碑刻，到隋唐時代簡化字逐漸增多，在民間開始普遍使用。值得一提的是，簡體字最早被稱為『俗』體字。顯而易見，彼時，它背負着文化精英主義相對偏激和自負的價值嘲諷。但文化的生命力一旦走向自由釋放之路，其歷史歸宿往往出人意料。簡體漸漸取代了繁體、『俗』最終擊敗了雅，並佔據了大眾文化市場的主流。當然，這其中也有一些文化以外的社會因素在發揮着影響，比如特定時段國家政治權力的介入推動等。事實上，恰是由此導致的漢字文化自然演變非徹底性、非純粹性，為日後漢字文化的簡繁之爭埋下了伏筆。

　　在布迪厄看來，文化趣味的區隔(如高雅/通俗、深刻/膚淺等)實際上反映着一種文化權力關係。透過漢字文化，同樣也能看到它的現實表現力。在許多繁體字的擁躉眼裏，繁體字更接近它的造字精神本源，更能傳神達意，同樣，也更有文化內涵和文化張力;至於實用性、可操作性則被其置於次要位置。這一純藝術化、文化『民粹化』傾向，必然面臨可行性質疑：文字的主要功能，究竟是負載信息的符號工具、交流工具，還是文化信仰和藝術表現對象?芭蕾舞姿美輪美奐，但能苛求所有人都踩着它的韻律出行嗎?

　　一個頗有趣的現象是：在很多文化領域，文化精英主義『高雅』『深刻』云云的訴求路徑，往往對應的是內容結構上的複雜化包裝。繁體字是一例，新詩創作中的去『口語化』、朦朧晦澀化傾向亦如是。形式上的繁複龐雜是否必然意味內涵意義上的高雅深刻?想必不言自明。

　　如同其他社會領域的相關遊戲規則，關於文化闡釋權、文化話語權的公開博弈其實不乏積極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讓這一博弈過程呈現最真實的主流文化訴求、還原最具廣泛代表性的文化生態實景?而非精英思維、文化壟斷格局下的閉門造車、或自我中心主義的文化技術改良。44個整形漢字不會是文化闡釋權、文化話語權的爭奪終點，但所有人都期待它能以一種有說服力的『演進』方式走向更遼闊的文化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