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規範工作的重心應該是什麼

記得大約30年前，【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公布。我正好在讀高中，看到新的簡化字表興奮不已，兩天內把200多個新簡化字記熟，甚至把討論稿中的600多個『二簡字』也記了一大堆。還記得當時書法家啟功電視獻藝，一出手就寫出了還在討論稿中的『二簡字』，引起滿場喝彩:老先生德高望重不說，接受新事物也甚快呀！

相比之下，這次教育部、國語委推出的【通用規範漢字表】的境遇則十分悲慘。雖然該表不過是恢復了51個異體字，還擬對44個漢字『動刀整形』、調整寫法，但竟引得輿論鼎沸，網友們壓倒性地對之口誅筆伐，稱之爲『窮折騰』。看兩個漢字方案30年前後的境遇，實在有人世滄桑之嘆。

這次的漢字方案爲什麼境遇如此悲慘？最大的理由是:時代變了。當【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公布時，那時的社會難得有點變化，56塊的幹部工資一拿就是20多年。突然來了套『二簡字』，生活中多了些興奮點，大家有事可做了，聰明人有了逞能的機會了。更重要的是，那時上面一說變就非變不可。我一兩天記住200多個字，自覺得在未來的高考中已經先聲奪人了。現在呢？市場經濟趕得人們喘口氣的機會也沒有，以『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主持研製【通用規範漢字表】的王寧教授語）爲藉口突然要改字，這不是折騰人嗎？儘管王寧稱『這次我們管的是機器』。（8月21日【法制晚報】）

平心而論，恢復51個異體字（王寧表示，以後可對更多的文字進行調整――同上）並非沒有道理。但是對44個漢字『動刀整形』後，中國大陸所有電腦在理論上都得修改字庫，難怪給人一種『吃飽了撐的』的感覺。

對語言不能用行政命令進行規範，並非說語言不需要規範。這一規範權力在哪裡？應該在民間。比如，字典的編篡，就是規範語言的最好手段之一。而在這方面，中國還處於『發展中』的水平。舉個例子，日本的【大漢和辭典】，在不久以前還一直是古典漢語的最權威辭典，收了5萬多個漢字，53萬條詞組，幾乎窮盡了6萬個字左右的漢語。編者T蜣H次，在1917年到中國學習時爲漢字所苦，覺得【康熙字典】、【佩文韻府】等等要麼有字無詞，要麼對詞缺乏界定。他兩年後返日，帶回20本漢字的筆記，到1925年應大修館之約請開始編篡，1941年首卷出版，但隨後美軍的東京大空襲把他的成果燒毀。戰後重起爐灶，最終於1960年出齊。雖然他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但在這整個過程中，他個人的努力始終是中心。中國只是到了1989年才把同等規模的【漢語大字典】出齊。而這還是經過總理過問，一個大團隊專家學者集體的成果。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大部分西方研究中國古典文化的學者還都以【大漢和辭典】爲古典漢語的最高權威，至今仍然不少人抱著這本辭典不放，不相信【漢語大字典】的權威。一個日本人學習外語的筆記，居然比中國舉國家之力爲自己的語言編篡的字典領先了幾十年！

這樣的例子，在人類文化史上層出不窮，向我們顯示了一個人的意志和奮鬥能夠成就什麼樣的偉業。相比之下，我們那一群專家，經過那麼多年的研究，最後的成果就是44個漢字的整容？！這怎麼能不讓人有無聊之感呢？

中國的社會，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變化。文字從媒介到內容都在變動。網絡詞彙、外來詞彙，每天如滔天之洪水。怎麼消化這些詞彙？日本的外來語字典每年不停地出。中國的又在哪裡？

漢語面臨的挑戰，不是什麼簡繁之爭。糾纏這個問題，是面向過去。漢語的當務之急，是怎麼消化新詞彙，怎麼在沒有行政命令規範的時代自發地形成規範。這才是面向未來。放著那麼多新詞彙不去處理，反而給並無大問題的44個漢字整容。有哪個納稅人願意花錢供養這樣的專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