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之說可以休矣

　　儒學與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在於，它的天堂不在彼岸，而在此世。儒學的高度入世性使得它要全面安排人間秩序，因而它的道場不在教堂或寺廟裡，而在此世間。

　　如果我們對儒家傳統在安排人間秩序、安頓人們心靈、重鑄現代文明等方面的現代價值缺乏自信，那麼也不要寄希望於建立一組織來解決問題。

　　歷史上儒家傳統為無數代學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礎和人生信仰的源泉，不都是在儒學/儒家的名稱下實現的嗎，為何一定要以宗教的名稱實現呢？

　　最近，不少人都在倡導儒教，曲阜建教堂的事也很熱鬧。我資質愚鈍，對倡導儒教的做法迄未領會，所以寫一點異議來求教，言辭或有偏激，觀點也未必正確，希望通過切磋增進理解，或達成共識，對儒學事業稍有補益。在下文中，我並不一般地探討儒家是不是一門宗教，而是討論今天將儒家作為一門與其他宗教平行的正式宗教來建設的必要性問題。

　　按照我的理解，將儒家當作一門正式宗教來建設違背了儒學的精神，既無必要、亦且有害。儒學與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在於，它的天堂不在彼岸，而在此世。儒學的高度入世性使得它要全面安排人間秩序，因而它的道場不在教堂或寺廟裡，而在此世間。過去它的道場在家族、學校、政府等地方，今天則應在家庭、學校、政府機關、公司企業等一切實體之中。如果今天的儒家未能在這些地方建立自己的道場，那正是儒家需要切實反省的地方，或者說，也正是儒學需要激活自身、以求重新發展的方向。因此，我們無需擔心儒家沒有組織，需要擔心的乃是今日儒家能否將一切現實社會中的部門或實體當作自己的組織來建設這一問題。

　　有些人擔心儒家無宗教組織，不能應對其他宗教的挑戰，我認為這是對儒家現代意義缺乏自信的表現。必須認識到，儒家能否應對其他宗教的挑戰，主要看它在安排人間秩序、安頓人們心靈等方面的功能能不能被激活。這不是一個儒教組織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今天的儒家自身在進德修業方面做到什麼地步的問題。如果我們對儒家傳統在安排人間秩序、安頓人們心靈、重鑄現代文明等方面的現代價值缺乏自信，那麼也不要寄希望於建立一組織來解決問題。試問，自身的心靈都沒安頓好，又如何去安頓別人？再說，我們已經有諸如書院、協會之類的大量儒學組織，大家不還是對他們不滿意嗎？設想明天把『儒學協會』改成『儒教協會』，是不是這種情況就改變了呢？萬一還是和現在一樣，一些我們不滿意的人或不滿意的管理方式在起作用，那時我們怎麼辦呢？因此，今天儒家衰落的真正原因是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不從內在的角度思考解決之道，指望通過建立儒教組織來解決，恐怕是治標不治本。

　　再說，儒家『身份模糊化』的特徵，完全是由它自身特徵內在地決定的，這是它的劣勢也是它的優勢。取消了這一點，儒家就不成其為儒家。建立儒教，有了嚴密的儒教組織（像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樣），儒家信徒的身份就必須有明確標準，而這可能導致儒家的變質。因為，儒家不像基督教那樣，加入與不加入、信還是不信，對信仰之路有着根本的決定作用；也不像佛教或道教那樣，一個皈依的承諾代表了信仰道路上十分重要的起點。對於儒家來說，『道不遠人』（【中庸】）、『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繫辭】），因此，是否承諾自己皈依於它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悟道。入道只有程度之別，而無完成之時。『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論語・雍也】）每個人都在『道』中，又隨時偏到『道』外。儒家強調自己與世俗社會全面相融，任何一種從身份上把自己與世俗世界分隔開來的做法都不利於此。儘管別的宗教信徒可能也有類似的『隨時偏離、永無止境』特點，但由於它們的出世性，決定了明確身份對修道過程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對儒家來說，即使是自覺的修道者，承認自己的身份有時也不必要。因為，如果說一個人是『儒』，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又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他總是能嚴格按照儒家的標準做人行事嗎？如果答案為否，說他是儒又是什麼意思？嚴格說來，在儒家傳統看來，從小人到君子再到聖人，這個階梯更多地代表人生境界的提升，而非任何特定的修道者的身份。一個人是君子還是小人，是儒還是非儒，都無嚴格確定的標準，不能客觀化。

　　儒家的義理特點也決定了身份不明確的必要性。一旦設立宗教，就必須將身份明確化，為此必須有一個義理標準，這樣的標準必然是『我踐行五常』、『我敬天法祖』、『我信奉六藝』、『我追隨孔孟』之類，而這樣做完全違背了儒家傳統的根本精神――高度理性主義。儒家不主張把任何義理或價值當作『前提』提供給人，而要求人們運用理性去分析、拷問或檢驗。因此，雖然一個人主觀上可以堅定不移地信仰儒家的價值，但是他不能把『信儒家價值』當作別人進入儒門的前提，而是要人們在生活中自己理解自己，自己成全自己。對於儒家來說，即使面向外人或民眾，有時也不必強調自己的身份，要讓人們自覺地體會『道』無所不在；人們越少一份入儒的壓力，就越多一份入道的自然。換言之，一旦將儒家的身份明確化，上述某些客觀的義理標準，就會成為信徒入儒門的前提條件，這樣一來儒家反而可能淪落為殺人的武器，這正是歷代大儒所最擔心也堅決反對的。

　　還有一種觀點：中國人今天沒有信仰，需要在宗教中尋找信仰。首先，人們會問：找信仰一定只能在儒家中找嗎？為什麼不能在其他的宗教如佛教、道家、基督教、伊斯蘭教、東正教當中找呢？難道僅僅因為儒家代表中國文化傳統嗎？難道僅僅是為了捍衛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嗎？不少提倡儒教的文章中都提出這一觀點，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種沒有普世情懷的民族主義精神的體現。如果按照這一邏輯，以後我們教育子孫後代信仰儒家，就勢必面臨不斷向他們灌輸捍衛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性問題。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精神從一開始就將儒家降格到比上述所有這些偉大宗教都不如的境地。因為這些宗教沒有任何一個宣稱自己是為某一個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而存在的。其次，要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確立神聖感（所謂公民宗教），真正緊要的任務是說明為何儒家價值能為當代生活提供神聖感。時代的發展和變遷使得古今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產生極大差異，今天最艱巨的工作莫過於找到相應的實踐方式。按照孟子的觀點，有人爵、有天爵，盡心可知性，知性則知天。這當然是神聖感問題了。需要說明這種心性論在實踐中如何為今人提供尊嚴和神聖感，這其實是修身問題。因此，如何在今天摸索出一套新的修身之道，激活宋明理學的心性傳統，才是確立神聖感的重要途徑。不在這些緊要問題上用力，而是高喊建立儒教，豈不是捨本逐末？其三，要為國人尋找信仰，也不一定非要把儒家改稱為儒教。歷史上儒家傳統為無數代學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礎和人生信仰的源泉，不都是在儒學/儒家的名稱下實現的嗎，為何一定要以宗教的名稱實現呢？有人可能認為宗教本身具有強烈的信仰意義，將儒家改成儒教，其發揮信仰的作用將更大。其實不然。宗教之所以能為人們提供信仰，不是因為它的名稱，而取決於它的信仰足夠偉大，魅力足夠動人。今天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恰恰在於，如何讓儒家的信仰世界真正在現代世界和現代人身上顯示出自身的強大魅力。

　　還有人說，儒家歷史上主要是靠儒教方式發展的，漢代以來儒家就已經變成儒教了。可他們有所不知，漢代以來人們也沒有把儒家定義為我們今天這種意義上的儒教。這種觀點的實質是要將儒教定義為當下中國的國教。如果照此思路，我們不妨設想一下，今天的儒家如何還能走政教合一的道路？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今天要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儒教國家的真正基礎是什麼。在蔣慶等人的有關論述中，我看不到真正有力的基礎，尤其看不到宗教家的普世精神和博愛情懷。他的基本觀點是認為中華文明就是儒教文明，儒教是中華文明的核心或本質成分。因此要復興中華文明，就得讓儒學從一家之學重回中國政治及社會結構的重心。然而，中華文明是不變的嗎？難道在中國歷史上，道家、佛家、法家乃至諸子百家不都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甚至核心成分嗎？此外，這種觀點將儒家/儒教自外於人類其他文明，從而儒教以後再也不能像其他偉大宗教那樣，從人類苦難的命運和人性永恆的需要出發來奠基自身，因為它的目標不過是為復興某一個民族而已。將一門宗教與某一個民族牢牢捆綁在一起，這樣對儒學是利是弊，我是有些懷疑的。據我所知，人類許多偉大宗教雖然同樣與特定民族的生活或歷史有不可分割的聯繫，但它們從不強調這種聯繫的必然性。這也正是它們能在世界上得到廣泛傳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這種論調顯得很不講理。宗教的魅力也是宗教的生命力所在，需要通過一門宗教特有的包容一切的胸懷和感念蒼生的大愛來展示。在當前學者倡導儒教的言論中，我們很難看到這種精神，我們看到的只是如何捍衛中華文化、如何與其他宗教搶占地盤諸如此類的民族情感。

　　退一步講，假如要使儒學或儒教成為國教，除了實際操作的難度之外，還有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沒有解決。儒學成為國教要解決的第一個理論前提是要說明：儒家所倡導的核心價值如五常、忠孝之類，如何還可以成為當下中國人生活的核心價值？它們與現在所公認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核心價值之間是什麼關係？其次，儒家成為國教，必須說明它的信仰世界相對於其他信仰世界（如基督教，如佛教、道教等）更有可行性，至少對中國人如此。因為，每一個宗教都聲稱自己代表終極真理，且最可行。這裡，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這些宗教自身的理論邏輯，而是一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我曾在有關論著中談及，儒家在中國文化中至今仍然有深厚的土壤，原因即在中國文化的心理結構。其三，儒家成為國教意味着它能夠全面安排當代中國社會的秩序。也即它所倡導的政治制度、社會整合方式、生活方式等，是對當代中國社會走向文明進步最有效的。可是對這個問題，我們至今沒有答案。

　　我並不是說，儒家傳統沒有強烈的宗教性，但鑑於宗教這一概念定義的不統一性，特別是今天很容易在社會上被誤解為神靈崇拜甚至迷信等特點，將儒家當作宗教來建設，還會給自身帶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當然，我決不是一般地反對儒教。如果現在我身邊某位朋友說，他已經立大心、發大願，要像當年玄奘法師那樣創立一個新的儒教門派，我是沒有理由批評他的，因為這純粹是他個人的事。實際上，一個新的宗教組織的形成，其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宗教領袖的出現――斯人有九死一生的精神，有赴湯蹈火的勇氣，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即使是家破人亡、坐牢砍頭也在所不惜。他有宗教家的偉大襟懷，對億萬蒼生的苦與痛感同身受，對人間世界的丑與惡滿懷悲憫，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慨然赴之、無怨無悔。一門宗教的誕生，或一個宗教組織的形成，是需要條件的，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宗教領袖，像歷史上的玄奘法師、慧能法師乃至今日的星雲法師都是這樣的人。然而，這樣的宗教領袖是呼喊不出來的。我們今天光呼喊建立儒教，卻沒有人格卓絕的宗教領袖，儒教復興如何可能？據我所知，目前倡導儒教的朋友，多半沒打算親自去創立儒教或儒教門派，至少認為目前時機不成熟。

　　總的來說，我感覺當前所謂的『儒教熱』本質上更像是政治訴求而不是宗教訴求，它充滿了民族主義激情，帶有一定的盲目性。

【中華讀書報】2011年1月26日1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