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官德的難題

東漢中後期的中國，仿佛進入一個道德社會，善人善事層出不窮。比如，青州就出了一個大孝子。此人名叫趙宣，父母死後，他在父母墓隧中守喪，3年不夠，一守就是20多年。事跡傳出，連當時的大名士、新上任的太守陳蕃都慕名前來拜訪。沒想到一聊起來卻發現，這個趙宣居然在『守喪』期間接連生下了 5個孩子。陳蕃大怒，斥其『誑時惑眾，誣污鬼神』，當場將其拿下治罪，趙宣守墓也成爲天下笑談。

飾偽求名者代代皆有，但像當時那樣將行善事、做善人當作一種『風尚』的卻堪稱唯一。難道是那時候的人們境界尤其之高嗎？當然不是。這就不能不說到兩漢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態了。漢代標榜以孝立國，特別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以道德教化爲主旨的儒家學說迅速成爲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漢代在選人用人上實行的是察舉制，這項制度始終高舉一面旗幟，即德行爲先、孝悌最重。也就是說，要想當官，首先必須道德好、品行高。在這個背景下，德行自然也就成爲最炙手可熱的追逐品。

重視德行當然是一件好事，然而好事未必容易辦好。由於德行這東西看不見摸不著，所以在當時只好將德行與時評聯繫起來，即默認名聲響著，則德行自高。這或許就是『月旦評』產生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這又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重德輕能。由於過分偏重德行，導致才能因素逐漸被忽視。這在國家動盪、需要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非常時期尤爲致命。有感於此，東漢末期，曹操先後頒布【求賢令】、【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舉賢勿拘品行令】等法令，其主導思想就是『唯才是舉』，甚至乾脆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亦當舉爲所用。二是飾偽求名。許多人爲求官入仕，挖空心思作秀成名，甚至弄虛作假沽名釣譽，比如前述趙宣。東漢桓靈之際社會上流傳一首民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表明在大面積作假的情況下，以道德爲導向的察舉制實際上已經不能起到選賢任能的功能了。

中國人歷來重視德，不說漢代，更早的時候孔子就提出『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將道德放在最高位置。而距漢代千百年之後，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在總結三家分晉、智伯之亡教訓時，也提出『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並由此引發了關於德與才的著名議論：『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同樣，歷代有識之士也都將『德』放在了選人識人的重要位置。比如，成書於戰國、託言姜子牙所作的【六韜】就提出『八征』法：『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此外，【呂氏春秋】的『八觀』、『六驗』，諸葛亮【心書】的識人七法，劉劭【人物誌】的『八觀』、『五視』、『七謬』，其中諸如『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爲，貧視其所取』等，也都包含了古人在考德上的諸多探索。

然而，不能不說，細較起來，上面這些『考德』的方法說起來好聽，實行起來卻相當麻煩和困難，有的甚至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只可頷首微笑不可付之操作。這恐怕也是東漢中後期高倡道德反而出現偽道德大行於世的重要原因，是曹操作爲一個大政治家卻乾脆將德置於一邊的緣故――他可能也確實沒有什麼考德的好招數！畢竟，德這個東西較起真來，真是太玄太虛了。特別是，看一個人的德，既要看大是大非，也要看小事小節，甚至要綜合其一生才能蓋棺論定。無怪乎白居易曾感嘆，『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甚至還可以說，後來的科舉製取代察舉製作爲選人用人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也是迴避了考德這個難題。畢竟考試只能考才，德是無法通過考試來體現的。儘管古人對於科舉制也存在諸多爭議，但主要集中在技術層面，即考什麼、如何考，而並非要不要考試本身。因此又可以說，自從科舉制之後，儘管人們口頭上仍無時無刻不在強調道德的重要性，但實際上已經把考德排除在選人的操作範疇之外了。

總之，古人對於官員考德的探索既給了我們借鑑，更提醒我們，考德自古是個難題。考哪些德？怎麼考？對德的嚴格要求與不求全責備之間如何把握？爲何【論語》裡尚且有『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何解釋古人曾說的『不以一眚掩大德』？特別是在現代社會裡，全方位考察官員的德與保護個人隱私之間的界限又在哪裡？私德的不和諧是否必然意味著『官德』的不完整？如何防止在考德的旗號下出現公權對私權的越位？如此等等，都是令人大傷腦筋的事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往往是複雜的，德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一些官員往往是在掌握了權力之後才腐化變質的，不能因爲後來出了問題就怪當初沒有把德考好――考德固然不錯，但並非所有問題特別是治貪治吏是歸結於德就能解決的，一個德字也難以承受如此重的期盼。如果說考德的出發點是選出一個『好人』，那麼制度建設的出發點則是防止人『變壞』，只有兩者並重才能實現官員面對誘惑不願爲、不敢爲、不能爲的理想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