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問』與『大福澤』――田家英藏章學誠致孫星衍書札的啟示

歸根結底，從事學術研究的頭號敵人還是怠惰

怠惰是貧窮的製造廠，無論是物質生產，還是精神生產

所以，正如席勒所言，『人不能奢望同時是偉大的而又是舒適的』

清清楚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天賦，鍥而不捨地集中所有的精力去達到既定的目標，這是一個學者成功的關鍵。學者的天賦就是在某一特定的學術領域特有的職業敏感。對一個學者而言，這是至關重要的。愛迪生說：『什麼是天才？天才就是99%的血汗加上1%的靈感。』血汗和靈感都是天才的必備條件，因為缺了1%，就構不成100%！有的人有99%的血汗，卻沒有1%的靈感；有的人有1%的靈感，卻沒有99%的血汗。這都是不足以成就大事業和大學問的。但更可惜的是，在人類學術史的長河中，有許多人的天才和意志都因為游移不定與自相矛盾而浪費了。於是，偉大的學者也就鳳毛麟角，平庸的學者也就屢見不鮮了。因此，列夫・托爾斯泰一生都尊奉着席勒的格言：『集中你全部的精力，在一個點上釋放出來，你必然取得輝煌的成就。』傑出的學者不僅遵從自己的天賦，還能夠高瞻遠矚，不囿於其所生活的時代，因為他一生的努力都是為了創造學術的永生，都是為了以學術的光輝流照於人間。所以，章學誠（1738-1801）指出：『夫學至於千百年後，世變風移，一時趨向所不在是，而聲施卓然，不可磨滅，則精神周而當日所謂發於意之誠然者，有至理也。精神周而發於意之誠然，必因性之所近而充其量之所極，舉世譽之而不為勸，舉世非之而不為沮。審己分定，一意孤行，以畢生之全力，曲折赴之，而後足以及此也。而一世之士，方以榮辱，由於毀譽，由於趨向，趨向所在，而終身貴賤、升沉、得失系之，於是舍其天然自有之長，而束縛馳驟，赴其質之所未具，豈不惑哉？』（【與錢獻之書】）在章氏看來，永恆的學術業績來自學者的獨創，而學者的獨創來自其對個人天賦的發揮，來自其一生的勤奮與專注，這樣的學者絕不迎合周遭的世俗，絕不顧及一時的毀譽，他精神豐足，意志堅定，故能夠超越今古，流芳百世。所謂『舉世譽之而不為勸，舉世非之而不為阻，審己分定，一意孤行』，確實是真正的學者個性。可惜的是，在我們的時代，擁有這樣個性的學者太少了。由於大多數人都缺乏精神上的指南針，都太多地關注現實的利益得失，都被自己所處的小圈子的人事關系所纏繞，所以就很容易迷失方向，也很容易陷落和顛覆。然而，歸根結底，從事學術研究的頭號敵人還是怠惰。怠惰是貧窮的製造廠，無論是物質生產，還是精神生產；所以，正如席勒所言，『人不能奢望同時是偉大的而又是舒適的』。曹丕在【典論・論文】中也早就指出了一些文人的通病：『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如果要避免這樣的哀痛，就必須及時努力，發憤圖強。最近，我去國家歷史博物館參觀『田家英小莽蒼蒼齋所藏明清書法展』，居然看到了章學誠寫給孫星衍(1753-1818)的一封信札，更引發了我對上述問題的深入思考。當時，我回家後急急翻檢【章學誠遺書】，發現這居然是章氏的一篇佚文，傳世的章氏著作一概沒有着錄，現將其全文錄於下，與讀者共享：

學誠頓首奉書淵如觀察大人閣下：丁未杪冬，長安街上拱手為別，轉盼十年，雲泥愈遠，則音問愈疏，每望北風，則深延也。前聞分蕃兗沂，風情齊魯，詩書雅化，倡動列城，政理多暇，游心文墨，導率賓從，補苴宇宙間絕大著述。度此後十年，內外壇坫，繼武m山，使海內人士以為如彼教之傳燈不斷，豈非一時之盛事哉！雖然，不可以不慎也。吏治民生，簿書案牘，鴻纖要折，必有得其肯綮，使若庖丁遊刃，而後心有餘閒，乃得遂其千秋之業。鄙嘗推論古今絕大著述，非大學問不足攻之，非大福澤不足勝之。此中甘苦，非真解人不能知也。鄙人楚游，前後五載，中間委曲，一言難盡。大約楚中官場惡薄，天下所無，而游士習氣，亦險詐相傾，非m山先生定識不搖，則積毀銷骨，區區無生全理矣。【湖北通志】體大思沉，不愧空前絕後之目（m山先生云爾），而上自撫藩，下至流外微員、標營末弁，莫不視為怪物，天下真是真非，誰與辨之！其創條發例，不但為一省裁成絕業，亦實為史學蠶叢開山。如m山先生征苗奏凱，仍還武昌，此事尚可申白；否則，惟懇祖方伯（敝同年）抄一副本寄京，知必有賞音者矣。昔兗沂曹、龔觀察曾以三府合志見示，其意甚善，而書不甚佳，豈椎輪初試，待賢觀察為踵事之華，我輩得與聞討論乎？如何，如何！幸熟圖之史，考底稿已及八九，自甲寅秋間m山先生移節山東，鄙人方以【通志】之役羈留湖北，幾致受楚人之鑰。乙卯，方幸m山先生復鎮湖北，而逆苗擾擾，未得暇及文事。鄙人狼狽歸家，兩年坐食，困不可支，甚於丁未扼都下也。今遣大兒赴都，便道晉謁鈴閣，幸推屋烏之愛，有以教之，無任感荷。日內俗冗紛擾，一切不及詳悉，但令兒子面陳，可識數年來筆墨所不盡之愫也。今刻四卷附呈教正，本不自信，未敢輕災梨棗。無如近見名流議論，往往假借其言，而實失其宗旨，是以先刻一二，恐其輾轉或誤人耳。賢之，想撫掌也。章學誠載拜。三月十八日燈下。

淵如是孫星衍的號，m山是畢沅（1730-1797）的號。在乾隆時代的學者之林中，畢沅和孫星衍都屬於通才式的學壇巨子，他們都創造了輝煌的學術業績，而與章學誠契合甚深。在這封信中，章氏大罵湖北官、學兩界人士，似乎與當時當地的風氣有關，可置而不論；而其論學要旨的鏗鏘激越，振聾發聵，尤足以撼動人心：其一，孫氏所著諸書，有『補苴宇宙間絕大著述』之功，足以傳之不朽，『遂其千秋之業』，但身為官員，當以『吏治民生』為主業；其二，『古今絕大著述，非大學問不足攻之，非大福澤不足勝之。此中甘苦，非真解人不能知也』，『大學問』與『大福澤』是大學者獨享之秘寶；其三，章氏自著【湖北通志】『體大思沉』，有『空前絕後之目』，其主要貢獻在於『創條發例，不但為一省裁成絕業，亦實為史學蠶叢開山』。這些論學話語無論是評論他人，還是評論自己，都一概大氣包舉，顯示了高度的學術自信；其楮墨豪言，筆掃千軍，猶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令人迴腸盪氣。在學術研究方面，章學誠無疑是我國最善於汲取時代營養的學者之一。有實力的學者從來都是有理想的人，他不僅立足於今世，還寄情於來世，因此，其發言遣詞，往往高出流俗，不離於正，不詭於道。事實上，如果我們把佝僂病患者的姿態視為恭敬、禮貌的表現，那是非常滑稽可笑的。無能之輩的虛懷若谷沒有任何意義。

章氏『大學問』與『大福澤』的說法，最令人回味。讀書是福，寫書是福，教書也是福，但這都不是『大福澤』。在我看來，真正的『大福澤』在於能夠以『大學問』立足今生，貽謀萬世；真正的『大福澤』在於能夠以真理的發現，垂範來昆，嘉惠後學；真正的『大福澤』在於能夠以學術之道捍衛真理的尊嚴，為人類的平等和自由爭得精神的空間；真正的『大福澤』在於能夠以『宇宙間絕大著述』奉獻於人類，為世界文化之『蠶叢開山』；真正的『大福澤』在於歷盡磨難，百折不撓，猶如荊山美璧，和氏奉君，一朝開朗，終成正果。

『大福澤』是做學問的最高境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本文為作者【竹林軒學術隨筆】的自序，該書即將由鳳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