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皓琨：文學研究會與古典文學研究

文學研究會是20世紀現代文學史上壽命最長的社團，爲中國現代文學的確立與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它也是現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搖籃，這一點常爲人們所忽略。在這個社團中湧現出了現代學術史上多位國學大師，如鄭振鐸、郭紹虞、游國恩、俞平伯、朱自清、顧頡剛等，他們在繼承國學研究優良傳統的基礎上，憑藉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與開闊的視野，對古典文學進行了重要而出色的整理與研究工作，爲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文學研究會在成立之初就體現出鮮明的研究性質。【文學研究會簡章】第二條明確提出：『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爲宗旨』，這一宗旨始終貫徹在文學研究會以後的文學創作與研究活動中。

文學研究會整理中國古典文學的態度不同於國粹主義。對此，沈雁冰就曾指出：『今年提倡國粹的聲浪從南京發出，頗頗震動了死寂的空氣；我拜讀過好幾篇，覺得他們的整理國故有些和孫詒讓等前輩同一鼻孔出氣――是表彰國故，說西洋現今的政法和思想都是我國固有的……我覺得現在該不是「民族自誇」的時代，「民族自誇」的思想也該不要再裝進青年人的頭腦里去罷？我對於這樣的「整理國故」真不勝其懷疑了。』（1922年【小說月報】第13卷第7號）鄭振鐸在【新舊文學的調和】中也曾批評說：『現在自命爲國粹派的，卻是連國粹也不明白的。』

文學研究會對待中國舊文學的態度非常鮮明，就是『整理舊文學的人也須應用新的方法』（【宣言】第二條）。這裡所謂新的方法就是用現代的眼光和思維去研究和考量舊文學，從客觀的視角認識國故。鄭振鐸認爲『以前的一切評論，一切文學上的舊觀念都應一律打破……就是有許多很好的議論，我們對他極表同情的，也是要費一番洗刷的功夫，把他從沙石堆中取出，而加以新的證明』（【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顧頡剛也認爲整理國故就是要『看出它們原有的地位，還給它們原有的價值。』（【我們對於國故應取的態度】）因此文學研究會整理國故實際就是要在新的時代，以新的眼光給國故以重新定位，確定其真實的價值。

在具體操作上，首先要整理中國舊文學的類目。鄭振鐸在【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中把中國古典文學分爲九個大類，即『總集及選集』、『詩歌』、『戲曲』、『小說』、『佛曲彈詞及鼓詞』、『散文集』、『批評文學』、『個人文學』、『雜著』；又在這九大類下細分出40小類，如『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童話及民間故事集』等，從這個類目中我們發現，小說、戲曲等俗文學的比重明顯增加，體現出文學觀念在新時代的變化。而在研究的過程中，鄭振鐸注重運用進化論的方法研究文學現象，他認爲：『進化論更可幫助我們廓清了許多傳統的謬誤見解。這些謬誤見解之最大的一個，便是說：古是最好的，凡近代的東西總是不如古代的。明清之詩文不如唐宋，唐宋之著作不如漢魏，這是他們所執持著的議論。進化的觀念，不是完全反對他們，乃是告訴他們以更真確的真理。』（【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在這種方法指導下，鄭振鐸寫出了後來影響巨大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這部著作匯集了大量的精美插圖，搜集了眾多新發現的材料，其中大約三分之一的材料是首次被寫入文學史，這也促成了這部文學史後半部分民俗文學比例特別突出的變化。這部著作在當時可謂獨具一格，堪稱20世紀30年代最優秀的文學史，至今仍不斷被付梓重印。

文學研究會成員在吸收現代研究方法的同時，並沒有放棄搜集、考訂材料的舊學功夫。鄭振鐸提倡『歸納的考察』，通過搜集材料，對材料進行分析、取證，然後得出適當的結論，其中對材料進行分析、取證，實際就有著鮮明的傳統學術的色彩。汪馥泉則更鮮明地把辨真偽作爲『整理古代文學的大工作』（【整理中國古代詩歌的意見及其他】），並認爲這是需要耗費大半生精力才庶幾可以完成的事業。

1923年1月10日【小說月報】第14卷第1號上出現了『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的討論專欄，刊載了五篇文章，即鄭振鐸【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顧頡剛【我們對於國故應取的態度】、王伯祥【國故的地位】、余祥森【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嚴既澄【韻文及詩歌之整理】、玄珠【心理上的障礙】，這是文學研究會開展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良好開端。此後【小說月報】、【文學周刊】、【晨報・副刊】等刊物上不斷發表有關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札記。這些文章涉及範圍很廣，從先秦文學到元明戲曲和清代小說，如陸侃如【屈原生年考證】和鄭振鐸【三國志演義的演化】；從廟堂文學到民俗文學，如顧頡剛【詩經的厄運與幸運】、鍾敬文【宋代民歌一斑――讀京本通俗小說】；從詩詞歌賦到佛曲變文，如段庵旋【關於中國韻文通論】和鄭振鐸【佛曲與俗文變文】，都有刊載。而對於篇幅較長的文章，則採取連載的形式，如楊鴻烈的【中國詩學大綱】發表在【文學旬刊】第48-73號，賀昌群的【元明雜劇傳奇與京戲本事的比較】發表在【文學周報】第258-259號，郭紹虞的【詩話叢話】則發表在【小說月報】第20卷第1-4號。1927年，【小說月報】第17卷號外組織『中國文學研究』專號，共選定69篇文章，涉及內容非常廣泛，從宏觀理論到微觀課題，從秦漢文學到明清文學，從正統的雅文學到原本不入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學，均有所涉及。

文學研究會成員中除了鄭振鐸，顧頡剛也是現代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他是現代詩經學研究的大家，他大膽疑古，去偽存真，從所搜集的民間歌謠解悟詩經，獲得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創見。顧頡剛也是現代紅學的創始人之一，他側重對材料的搜集，胡適及俞平伯的紅學研究均從顧頡剛這裡受益頗多。而游國恩的楚辭學研究以紮實的舊學功底結合現代學術的廣闊視野，對諸如楚辭與【詩經】的關係，『離騷』解題，屈原的放逐時間、地點及路線等問題都有圓滿的解決，很多結論均沿用至今，其【楚辭概論】被沈玉成稱爲楚辭研究『分水嶺』式的著作。而郭紹虞則成爲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學科的重要開拓者，其【中國文學批評史】是大學教材中經久不衰的一部著作，他對於歷代詩話搜集與考訂的貢獻也非常突出。此外，如俞平伯、朱自清、陸侃如等都成爲現代古典文學領域中的巨匠，爲中國現代學術史塗上了一筆濃墨的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