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德，拿什麼來詮釋？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對於教師，我們總是懷着崇敬和感恩之心。『人梯』、『紅燭』、『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些稱呼飽含着一代代人對教師的景仰和尊重。而自從2008年以來，『范跑跑』不僅一跑成名，更在此後頻頻亮相媒體，現身說法，以自由主義的冠冕為自己缺失的責任感辯護。此後，『楊不管』、北師大的『粗口門』、中山大學博導的『虐博門』頻現，今年新登場的『董錢錢』和『ipad老師』更是讓師德的大廈在人們心中動搖。何為『師德』？在教師節來臨之際，重申師德，意味悠長。

課堂教學：最直觀的呈現

三尺講台，兩尺教鞭，一種信念，千千萬萬教師就是在這一方講台上將書本的知識和做人的道理傳授給學生。課堂，也就成了呈現『師德』的最直觀的平台。

首屆『全國教書育人楷模』獲得者、北京大學教授姜伯駒院士的課堂就讓他的學生們終生難忘，57年來他以『學生是我們的衣食父母』的信念，一直堅持在本科講壇上。一個『同調論』，他講了20年，講義也修改了20年，學生從中感受到的一絲不苟、嚴謹治學的科學家精神和道德力量，深深地影響着他們的學術道路和人生修養。

學生喜歡那些在課堂上以真心、真情、真知對待他們的老師，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小李同學最喜歡新聞學院趙老師的課。『趙老師上課富有激情，四十多歲的人一上課就像年輕了二十歲，講起課來神采飛揚，不僅講新聞知識，還講做記者，做人』，小李這樣介紹自己的老師。『有一次老師早上8點的課，一直上到12點半，其間一口水都沒喝，神奇的是沒有一個學生提前離開，因為老師講課太精彩了。』提起這次異乎尋常的拖堂，小李不僅沒有不滿，反而對趙老師滿是佩服。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一些教師並不那麼重視課堂的重要作用。有的照本宣科，講完課便走人，上課猶如趕場子；有的一味投學生所好，天南海北神侃一通，主課卻草草幾句，臨考試劃出考試範圍，只為贏得學生一時歡心。更有甚者，像廣西某職業技術學校藝術系的張老師，其表現讓學生們大跌眼鏡：『張老師上課常常遲到、早退甚至無故曠課，課間休息時間過長更是家常便飯。她經營着一家服裝店，上課時間電話不斷，還不時透露出希望同學們到服裝店購買服裝的願望。』

張老師等人的行為讓『師德』二字無從提起，也讓我們思考：姜仁駒院士等教師身上彰顯出的『教書』與『育人』密不可分，對師德建設有着很好的示範作用，但在物慾橫流的今天，師德僅靠個人素質維護，靠輿論約束，是行不通的。在詮釋師德的重要平台――課堂上，除了教師自我對道德的追求，校方如何發揮管理效用，也至關重要。

學術誠信：最硬性的指標

如果說課堂是教師面對學生最直觀的方式，那麼支撐教師站到講台上的就是平時的學術研究。在我國乃至世界的高校中，學術研究成果都是評價一個教授的硬性指標。對於師德而言，在學術中表現出的誠信，同樣也是最硬性的師德評價標準。

近年來，學術造假、論文抄襲一直是備受關注的問題，不僅事關教師個人事業發展，更對高校的名譽乃至國家的形象產生巨大的影響。2009年，浙江大學賀海波論文造假事件就對學校名聲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去年，華中科技大學的張松因論文造假而受到處分，華科大重申了『對學術不端行為「零容忍」』的態度。今年3月，德國國防部長古藤貝格因博士論文涉嫌造假被取消了博士學位，並迫於壓力最後宣佈辭職，因為社會輿論普遍認為，論文造假反映的不只是一個人在研究能力上的欠缺和學術態度上的漠視，更是一個人誠信缺失的體現。

當然，校園當中也不乏虔誠的學術之心。『板登要做十年冷』，『全國模範教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孟二冬生前甘於寂寞，潛心治學，歷時七年，經過大量艱苦的研究，完成了100多萬字的【〖登科記考〗補正】，得到了我國文學界和史學界的高度評價。

生活在當下這個快節奏的世界，不僅人們的腳步變快了，心也變快了，而有些東西不是心快手快步伐快就能做好的。教授常常對即將入學的博士說：『要耐得住寂寞。』是的，學術需要積累，需要沉澱，更需要耐心。要做出最有影響的學術成果，除了知識，還需要超乎常人的毅力和耐心。在飛速發展的今天，當國民呼喊着放慢腳步的同時，我們是否也可以呼籲教師：放慢那顆急於發表論文的心，多給真理一些接受檢驗的時間。

社會擔當：最高的體現

近年來，一個概念頻頻出現在公眾面前：公共知識分子，其標準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教師作為知識分子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擔當起社會責任，追求國家社會乃至人類的進步，是師德的最高體現。

自2005年開始，『政右經左工作室』每年都會推舉當年度富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在這些名單中，我們不難看到著名學者和教授：張五常、郎咸平、汪丁丁、賀衛方等。

前不久，北大法學院賀衛方教授因方舟子打假又一次進入公眾視野。面對方舟子對賀衛方『二十年不發表論文』的質疑，曾經師從賀衛方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仝宗錦在網上搜索出了賀衛方過去20多年來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部分論文目錄，包括賀衛方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外法學】等刊物上發表的28篇文章，並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史丹福大學等著名學府教授在其論文和著作中對賀衛方學術成果的引用』回應了方舟子『隨筆、演講稿不能算論文』的指責。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先生發表言論稱：『有人攻擊賀衛方，我非常困惑。100篇所謂論文也比不上賀衛方為捍衛法治而寫的一篇文章或感人至深的書信。』方舟子本人也表示，他並不否認賀衛方近些年來在普法工作和傳播民主思想方面所具有的社會影響，這些工作很有意義。

這一事件引出了我們的疑問，高校教師究竟應不應該面向公眾？教師的天職是教書育人，這裏的『人』是否應該局限於『在校學生』？所教的書是否應該限制為『書本知識』？一位老師這樣說道：『我之所以寫微博，是因為我希望發出一些有益於推動社會進步的聲音，即使只是幾個字，但我只要影響了幾個人，就是我的貢獻。』如果有教授願意拋開高校論文數量，踏踏實實做科研，發表具有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力的文章，我們又何必如老學究一般在數量上較真呢？畢竟，敢於站在社會這個複雜的講台上，老師們也需要很大的勇氣，有時還必須頂住巨大的壓力。

高校中某些教師陷入師德危機，無疑與學校管理制度欠妥密不可分，也與教師的個人素質修養有關，但我們這個浮躁的社會難辭其咎。一個物慾橫流的社會很難保全純潔的教師隊伍，一個競爭殘酷的世界容易滋生功利心從而讓人不擇手段，我們不能要求教師把清貧當作清高。因此，要真正挽救師德危機，讓師德得到很好的詮釋，必須大力改革高校中不合理的激勵制度和監管措施，加強對教師的教育培養，改善教師的生存狀態，同時，整個社會也要從浮躁中冷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