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君主立憲到共和
按照攝政王后來的解釋,進入君主立憲之後,滿漢之間的不平等就不存在了。既然不存在滿漢不平等,哪裏還有什麼皇族內閣、親貴內閣呢?一個原本平常的內閣名單被說成是皇族內閣,是因為你們內心深處還存在着不平等的意識。 我們應該承認,攝政王的解釋從理論上說能夠成立,君憲體制下除了皇室,確實沒有一個享有政治特權的皇族。問題在於,大家剛從君主專制體制中走出來,皇族也是一個客觀存在,13個內閣成員中,假如顛倒一下比例,漢人9個,皇室、皇族4個,還會有人反對這個決定嗎?顯然不會。 至於鐵路幹線國有化,從政策的出發點來說,當然是對的,各省各自為政,修的鐵路五花八門,路軌不一、間距不一,將來難以聯網統一運營。而且,各省利用政策進行集資,甚至如四川在集資後既不能修鐵路,也沒有修路,純粹為了保值增值拿到上海存錢莊、買股票,這巨大的金融風險,當然也應該及早引爆。這都是對的。但是,集資政策是中央同意的,損失的是每一個集資人,這顯然是不對的,集資者不答應,要求補償,也是對的。清廷對此不願正視,不願改正,雙方的僵持從5月中旬至9月初一直無法打破。直至四川總督府門前發生流血慘案,終於引發新軍將士的焦慮。所謂武昌起義,其實就是新軍將士要對僵持數月的政治局面表示態度,就是通過武裝譁變,或者說兵諫向朝廷施壓。 如果說在這之前讓清廷自我糾正兩個致命失誤比較困難,其實武昌起義給清廷提供了一個契機,只是清廷沒有善待這個機會,反而以為湖北新軍的譁變就是反政府就必須鎮壓,至於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清廷更不願在這個時候讓步或調整。結果我們看到,直至湖南、太原等地新軍相繼起義宣佈光復,清廷依然採取鴕鳥政策,不願正面回應人們關注的實質問題,其內心深處其實在想着這些譁變的各省新軍不過是地方軍隊,只要中央軍不出問題,一切都會照舊。 清廷的底線是不錯的,只是他們顯然低估了中央新軍的政治覺悟。10月29日,就是武昌起義不到20天,駐紮在灤州(今河北省灤縣)的北洋新軍主力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將領向清廷發出通電,提出十二條政綱,要求朝廷立即撤銷皇族內閣,宣佈皇族永遠不得介入政治,儘快組成真正的責任內閣,立即召集國會,實行真正意義的君主立憲。 第二十鎮是中央軍的主力,灤州兵諫終於使朝廷驚醒。第二天,攝政王以小皇帝的名義下詔罪己,很快撤銷了皇族內閣,選舉袁世凱組織責任內閣,開放黨禁,宣佈【重大憲法信條十九條】,這一系列舉動為清廷君憲主義贏得了新的機會,南北之間的緊張略有緩解。然而到了召集國會時,新問題又出現了,那個先前把持着政治權力的皇族又不願放棄權力,他們在南北和談過程中一再刁難,終於引發新軍將領段祺瑞等人的不滿,段祺瑞等人遂於1912年1月26日聯名通電,要求清廷明降諭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體。 清末憲改啟示錄 段祺瑞為代理湖廣總督和武昌前線北洋新軍第一軍總統官,和北洋將領的共和通電一錘定音,宣佈君主立憲政體成為過去,中國未來只有一條路就是民主共和。南北膠着幾個月的混亂局面終於理出了頭緒,清廷剩下的事情就是儘量尊嚴地退出。 走向共和在當時已成為唯一選擇,但在走向共和的時候是否還應該像孫中山十七年來所要求的那樣驅逐韃虜,將滿洲人趕回東三省呢?我們看到,革命黨人在稍後的談判中有堅持有妥協,堅持了共和原則,放棄了驅逐韃虜。這個讓步不僅表現出革命黨人的高風亮節,以民族大義為重,而且由此驟然生發五族共和的政治概念,這對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對二十世紀中期中國政治發展影響深遠。 從清廷的立場看,原本為大清尋找出路的政治變革得出這樣的結果,確實難堪,但正如嚴復所說,之所以一步一步走上絕境,是滿洲貴族太不知妥協、不知退讓。按他的說法,當清廷宣佈十九信條的時候還有走上君主立憲的機會,只是皇族中的強硬派還對君主專制寄予希望,結果煮熟的鴨子飛了。 當然,就革命黨人特別是孫中山的立場說,辛亥革命的直接後果並沒有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帝制終止了,民國建立了,然而這個民國與他的構想毫無關係。五權憲法沒有了,軍政、訓政、憲政的三階段構想沒有了,用魯迅的話說,民國除了一副空招牌外,什麼都沒有變。過去許多年,人們將這歸結為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言下之意,革命黨應該不妥協、不懈怠,宜將剩勇追窮寇,戰鬥到底。 歷史沒有辦法假設,走過的路就是歷史。重新建構的中華民國確實沒有遵從孫中山的設計,而是沿着晚清十年君主立憲的路往前走,各省諮議局改為省議會,各省都督改稱省長;中央資政院改為國會。中國實際上在實行沒有君主的立憲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並沒有失敗,中國畢竟因為這場革命打開了通往現代社會的大門。 來源:搜狐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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