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太史公 地方志背后的故事(2)

那个时候，就想饱饱吃一顿

霍新会参与编撰的第一部村史，以“社员生活胜天堂”这句话结尾。现在回顾，他并不赞同这个结论。

“连饭都吃不饱，离天堂远着呢。”这个老人说。他吃饭非常慢，一点一点嚼。偶有掉到桌面上的食物，他也会夹起来吃掉。有同桌吃饭的人劝他别这样，但他坚持要吃，“浪费了不好”。

霍新会出生于1943年。当年，沁水县遭遇灾荒。在后来他参与编撰的《沁水县志》中这样记载：“本年，士敏县（编者注：当年7月，沁水县大部分并入士敏县）遭受大旱灾和虫灾。1943年春至1944年夏，共饿死2640口人。”

霍新会出生的第二年，当地又流行伤寒、疟疾、霍乱、梅毒等疾病。

由于野鹿村地处偏僻的山腰，疾病没传染过来。但日子也并不好过，土改前，霍家那20亩薄地所产的粮食，全家老小勉强够吃。沁水县1948年便展开“土改”运动，他家的家产被分，吃饱就成为大问题。三年困难时期，大队的“人民食堂”几乎每顿都是“氢二氧、煮南瓜，再加一把氯化钠（即盐水煮南瓜）”，仍旧顿顿吃不饱。

有一顿没一顿地，霍新会慢慢长大，可个子老也长不高。现今，他身高不足1.6米。当年，吃饱饭是霍新会最大的梦想。“那个时候，我就想饱饱吃一顿。”

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的这个梦想才实现。其时，他已年近不惑。

几十年后，肚子饱不饱的问题，仍停留在霍新会的日常意识中。以至于现在，他见面打招呼，还习惯说“吃了没有”。家里来了客人，虽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但他第一反应仍是招呼老伴给客人做饭。

当年，大家吃不饱，上工就开始“磨洋工”。常常是“上地人叫人，地头人等人，收工人撵人”。小队长不叫，大家就尽量拖着不上工；走到地头，等着大家到齐，才开始干活；收工的时候，大家就像兔子一样往家赶。

“我当记工员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霍新会说，“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其实是穷过渡。”

然而在写野鹿村村史以及写县志的时候，他把这些“吃不饱”的经历和社员“磨洋工”的事，统统“过滤”掉了，唯恐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根弦儿，他一直紧绷到现在。即使现在写村志，或是给报社投稿，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会不会带来麻烦”。

这部村史并没给霍新会带来什么政治进步。村史写出来不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结束了，很多人根本没见到过。

“估计大队干部也不好意思拿出来。村里本来就只有几户过得光景好一点，他们都很节约，也不剥削人，不像写的那样。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拿出来反而会造成矛盾。”霍新会说。

改革开放以后，“勤劳致富”成为村里人新的目标。大家各显神通，吃饱穿暖，修房盖屋。现今更是如此，谁家在城里买了楼房，在村里盖了房子，或是开辆轿车回来，都会成为村里人议论和羡慕的对象。

富人不再被批判，恰恰相反，穷人则为大家所讥讽。当年，霍新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不少声誉。而现在，他曾经的声誉，完全被家庭的贫困所遮盖。村里不少人，总会以“那个住土房子的老头”指代这个曾经的“秀才”。即使在霍新会儿子眼中，知识也“不是什么本事”。

村里到处是砖瓦房，有人家甚至盖起二层楼，可霍新会仍住在上世纪80年代盖起的3间土房子中。

在众多的楼房中，霍新会的这栋房子显得低矮。屋子里用红蓝混色的塑料布打顶，墙壁上还贴着一些不用的报纸。房间很暗，大白天如果不开灯，根本不能看书写字。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着自己“寒酸”的家，他常常发出感慨。

写完村史后，他继续积极表现，继续用努力工作洗刷家庭出身留在自己身上的烙印。

那些年，他陆续获得“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等称号。直到现在，他还能熟练地背出“老三篇”的一些章节。

他的努力，为他换来一份体面的工作。当地新建一个大的水利工程，他被抽调到工程处工作，负责宣传，并主编一份发行1500份的《沁河战报》。

“我还带了大红花，家里人脸上都有光。”回忆起这段往事，霍新会得意地笑了。

然而他最终未能转为正式工。1979年，国家调整国民经济时，他回了家，仍旧当农民。那双摆弄文字的手，再次到地头扶犁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