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精神可以討論的範圍很廣，筆者因關注於文學領域，故無法深刻地談及文學之外的。與其對其他領域指手畫腳說些過於外行的話，竊以爲不如僅就文學領域的現象來談談自己的看法，況且篇幅的限制也不容許筆者有更多的『話說』。
在文學藝術領域，筆者最想談論的一個話題莫過於『不許批判』。 文學批評是文學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文學作品、文學現象的分析闡釋，能夠對作家的創作、讀者的閱讀與鑑賞等起到積極的作用。然而最近一些年文學批評奉行的是『表揚主義』路線，少見『批評』。作家們被鮮花掌聲慣壞了，一些文學研究者也養成了慷慨唱頌歌的慣性言論。只有文藝表揚、缺少文藝指摘式的批評，就難以發揮文學批評應有的功能，文學很難有真實的更大的進步――儘管表面的繁榮很能迷惑人們的眼睛！文壇現在需要的不是表揚而是批評的聲音。這個浮躁的時代，哪有那麼多的大師和史詩？ 【文學報】的『新批評』欄目自創設以來刊發了不少批評文章，批評文章拒絕以往的『表揚主義』評論模式，本著學理進行藝術的指摘，言辭犀利，儘管不能說每篇文章、每一個觀點、每一句話完全切中肯ぃ卻也不是『莫須有』的攻擊。對於吹捧之風嚴重的當今文壇來說，『新批評』功莫大焉――這在文學商品化過於嚴重的商品經濟大浪潮中，對於那些爲了銀子而疲於奔命不斷粗製濫造的趕寫式創作來說，意義更大。『新批評』當然得罪了那些習慣於接受鮮花掌聲、習慣於聽取阿諛之辭的作家，某些評論家也表達了不同的意見。 【收穫】雜誌的兩位人士便表達了對於『新批評』的不同意見，只是因爲嚴重不滿，所以有些言論難免失之偏頗。李建軍的批評文章我幾乎都讀過，不是扣帽子就完事大吉的，而是有理有據，批評得雖然尖銳，卻是有的放矢。這樣尖銳的批評是必要的，因爲在吹捧的風氣之中，很多作家自以爲是、我行我素，狂妄到根本不理會他人和顏悅色的勸告與溫文爾雅的建議。沒有文藝的批判，沒有文藝上嚴厲的批判，怎會奏效？怎能對表揚主義的風氣形成反撥，怎能驚醒作家極端自大的迷夢？ 如果還允許在學術的領域內有不同的聲音，而不是完全壓制異己的言論，那麼不同觀點的理性爭鳴當然是必要的，不管爭鳴者的任何一方有沒有顯赫的地位、高貴的身份或嚇人的頭銜。在此，我還想以【莫言批判】這本書所遭受的『不許批判』式的言辭攻擊，來談談當下文學批評中人文精神的某種缺失。 我與程桂婷本著學術的良知，本著對於文學的執著熱愛，編輯出版了學術評論集【莫言批判】。該書完全以藝術的準則來評判莫言的作品，彰顯了可貴的反思精神，發出了理性的批判聲音。如閻浩崗所言：『並非出於「看誰發達就滅誰」的「仇富」心理』，『聽慣了一片頌揚，再聽聽另一面的聲音，對讀者、對莫言本人，都不是壞事』。該書出版後，引起了眾多讀者的支持與贊同――無論對於文學創作，還是對於學術批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我們希望通過批評的聲音推動文學真正的進步，而不是『皇帝新衣』式的繁榮。即便對於莫言本人，我們以爲也是必要的。一個作家如果經不起質疑，經不起文藝的批判，只願意接受大眾盲目的吹捧，不能接受批評的意見，不能正視自己的創作問題，那麼，他很難寫出真正震撼人的靈魂的佳作，也不會有流傳千古的篇章。 爲了使讀者了解我們編書的目的以及【莫言批判】一書的性質等相關問題，我在新浪博客中寫有文章來說明。然而，何勇海、『春祺』等很多人懷著一種先入爲主之見，從獎項出發而不是從文學本身出發，在不讀書不調查不思考的情形之下，對【莫言批判】一書妄加指責，甚至個別人加以人身攻擊和謾罵。學者陳樹義對此說：『多年來，無論是文學圈內圈外人，大家對文學批評的不滿和詬病不絕於耳，但一當有點批評意識和風骨的文章面世，又遭到諷刺或圍剿。這個惡劣的文學生態環境，即便魯師爺在世怕也難應付與抵擋。』 我期待理性的反駁卻不能容忍惡意的非理性的攻擊，不能爲了博個虛懷若谷、博大胸襟、大師風範等等高級雅號而唾面自乾，故而寫有博文，激烈反駁了一些荒謬言論：『紅眼病』、『自我炒作』、『得不到諾獎沒有資格評論莫言』、『批判是文革遺風』、『只有批判，沒有肯定』、『群毆莫言』、『棒殺莫言』，等等。這些惡意攻擊言論盲目爲『權威』、『大師』辯護的姿態非常明顯，無非是壓制批評的言論，以爲小人物不能批評大人物。他們如果能夠從批判的聲音中得到啟示，那將有益於文學批評環境的改善，誇大些夢想、往大了說，有益於國民性的進步、文明的進步――我認爲比編【莫言批判】還要有意義。 不管人們對於人文精神的理解存在多大的不同，然而自由、平等、理性等無疑會得到一致的高度認同。那些沒有獨立思想、慣於依附權威者，有意或者無意之中成爲自由、平等、理性、文明的絆腳石，成爲愚昧、野蠻與粗暴門下的打手。 （作者李斌爲東華理工大學副教授） 來源：深圳特區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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