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國學研究的態度、立場與方法
――評劉澤華先生王權主義的『國學觀』 劉澤華先生是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學者。最近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作【關於倡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所質疑的問題涉及到如何看待當前的國學熱,尤其是國學研究的態度、立場與方法問題。我想就此談一點自己的看法,以求教於劉澤華先生及一切關心國學發展的人們。 一 劉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觀點,認為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王權主義,並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劉文中所講的『陰陽組合結構』。按照劉先生的講法,中國政治思維包括了陰陽兩個方面,其中陽是君本,是王權,是專制,這是主要的,不能變的;陰是民本,是『從道不從君』,是『天人合一』,這是次要的,是服從於君本的。舉例來說,孟子講『民為貴』、『君為輕』,主張對暴君可以誅之、殺之,可劉先生講,現實中還是君為本,孔孟並不否定君主的統治地位,一句話便把民本否定了,把民本講成了君本。又如,儒家講『從道不從君』,郭店竹簡中有『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可劉先生講,歷史上還有『王體道』、『王就是道』的命題(不知劉先生說的是誰的命題,但決不是孔孟的觀點),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一句話又將儒家對王權的批判、反抗否定掉了,把對專制的批判講成了聖王崇拜。劉澤華先生就是這樣將歷史的現實層面與文化的價值、理想層面混同起來,用前者否定後者,將後者化約到前者,甚至用來源不同的材料互相說明、論證。 讀到這裏可以明白,原來劉先生之所以反對提倡國學,是因為他自己有一套國學,劉先生的國學便是王權主義,其方法是陰陽組合論,現在劉先生的國學觀與社會上的提倡在宗旨上產生了矛盾,在方法上出現了分歧,於是他感到不滿,要提出種種質疑了。按照劉先生的國學觀,國學研究就是反封建,反專制,就是從複雜的文化現象中去發現王權的根源,也就是要通過『陰』的文化現象去發現『陽』的文化本質。翻開劉先生的著作,不難發現大量這樣的論述,像傳統人文主義是一種王權主義,先秦人性論是專制人性論,孔孟提倡的獨立人格實際是一種奴性人格,百家爭鳴極大地促進了君主專制主義理論的發展與完備等等。而當前國學熱的一個特點是着力突顯、提倡傳統文化的正面價值,與劉先生的為學宗旨不僅不相符,而且『背道而馳』,這自然是劉先生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要質疑,為什麼『談到中華文化就集中說精華,而且說得那麼美』?對於一些學者試圖吸收外來文化,發展傳統文化,劉先生則視之為『倒貼金』,認為是犯了歷史學的大忌,『試問,「注入新的生機,升華新的境界」還是「傳統學術」的國學嗎?』劉先生還有一個說法,認為文化是有階段之分,有『先』『後』之別的,傳統文化相對於現代社會是一種落後的文化,今天的中國是在落後趕先進,一味地弘揚傳統文化,講我們的『先進性』,是『強行超歷史階段』。所以在劉先生的眼裏,當前的國學熱無疑就等於一場『文化大躍進』。 二 劉先生的質疑向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儘管在很多學者看來,這些可能已經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今天我們應以什麼樣的態度看待、研究國學?國學的使命是什麼?國學研究能否從正面去積極弘揚傳統文化? 劉澤華先生強調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待國學,認為文化是有階段性、時代性的,『經濟發展的程度大體也決定了文化的發展程度』,而國學、儒學的內容『是上個歷史時期的東西,從中國現代化進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養分,但從體系看,更多是阻力』。對於劉先生的這個觀點,大家可能並不陌生。曾經有一段時間,由於受『左』的思想的影響,人們喜歡把思想、文化與一定歷史的社會存在看做是簡單的對應關係,認為一個時代的思想、文化總是服務於當時統治階級利益的,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同時,又持一種簡單的『進步』觀念,認為『今』總是勝於『昔』,今天的文化總是領先於古代的文化。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人們對於傳統主要是着眼於批判,是深挖古人思想的階級屬性,即使有繼承,也是要把批判放在第一位。劉澤華先生的以上觀點顯然是以往這種思維方式的延續,只不過他將『階級分析』改為了王權批判。 注重文化的階段性、時代性,固然不錯,但不能因此忽略了文化還有更重要的特點--連續性與超越性。德國著名思想家雅斯貝爾斯曾經揭示這樣一個現象,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的時間裏,中國、印度、希臘、兩河流域等地區幾乎同時達到古代文明的一次高峯,湧現出一批著名的思想家,這即是所謂的『軸心時代』。『軸心時代』的文化是在今天看來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條件下取得的,但她卻『奠定了人類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從此以後,『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需回到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點燃』。所以文化是不可以被割裂的,也不可以簡單用經濟發展程度來說明,歷史上的許多文化創新都是以『返本開新』的形式來完成的。例如,西方歷史上的文藝復興本是一場宣傳資產階級文化的運動,但她卻以復興古典文化的形式出現。文藝復興向我們揭示一個貌似悖謬的道理,創新往往只能通過復興才能實現,文化像一切生命體一樣,都必須從既有的成果中找到種子,吸取養分。所以西方人講一部哲學史就是柏拉圖的註腳,中國也有『我注六經』、『六經注我』的說法,『我注六經』是回到歷史,回到傳統,『六經注我』則是面向未來,發展傳統,文化就是在這種階段性與聯繫性、時代性與超越性的緊張中不斷向前發展的。劉先生僅僅因為文化的階段性,便斷言國學、儒學不可能『加入現代化行列』,實在是有失片面。 劉先生強調對於傳統文化要用『二分法』,『每個民族的精神都有積極面,同時也有消極面』,這當然不錯。但問題是他的陰陽組合論恰恰是『一分法』,而不是『二分法』,是『只見王權,不見其他』,是把一切優秀的文化傳統都歸於王權並予以否定,這種做法很難說是『二分法』。所謂『二分法』是說任何事物包括文化傳統都有積極、消極兩個方面,需要從兩個方面去做整體把握,同時由於研究者的觀察視角與所處時代的不同,在二分的基礎上,既可以側重於對傳統消極方面的批判――但不是劉先生的那種批判,也可以着力於對傳統優秀部分的弘揚,也就是說『二分法』是不排除對傳統文化的積極弘揚的。 從歷史上看,國學的提倡總是與一個時代的需要聯繫在一起的,清末民初章太炎等人提倡國學是為了『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熱腸』;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國學運動,則主要是倡導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故『整理國故』盛行一時;我們今天的時代需要是什麼呢?我認為這就是十七大提出的『建設中華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園』,當前國學的使命就是創造出與我們正在努力建設的民主、和諧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滿足廣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這當然需要通過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同時吸取外來先進文化並加以融合、創造之來實現。更重要的是,對傳統文化的積極弘揚,本身就是建立在對傳統的客觀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對傳統負面內容的批判。我們只有首先了解了哪些是傳統的積極面,哪些是消極面,然後才能去做正面的弘揚。同樣,我們提倡、弘揚正面的價值觀,也就是對傳統消極內容的批判和否定。例如,我們提倡仁愛、和諧的價值觀,就是對傳統的『窩裏鬥』、『醬缸』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我們提倡民主、人權的政治理念,就是對專制政治漠視人的生命,踐踏人的尊嚴的抗議和控訴。傳統文化就是在這樣的創造轉化中『從歷史中走出來』,並發展為當代的新文化。劉先生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主旨和核心價值不可能來自於國學、來自傳統文化』,又說古人講的和諧是差別、等級下的和諧,與今天的社會是不相容的,這就讓人難以理解了。劉先生講沒有一成不變的民族文化精神,是對的。但正因為如此,才需要我們對古人的思想有繼承同時有發展,『剔除糟粕,吸取精華』,『注入新的生機,升華新的境界』,使民族文化精神得以延續、發展,否則,哪還有民族文化精神呢?劉先生何必要畫地為牢! 當然,學術研究是包含了『是什麼』和『應該怎樣』的不同層面,在歷史事實的問題上,自然要講求客觀,不可對古人的思想一味拔高,更不可『倒貼金』。但研究『是什麼』又是為了幫助我們更好地思考『應該怎樣』,即便我們在『是什麼』的層面認識到古人的和諧包含了差別、等級的歷史局限,也不妨礙在『應該怎樣』的層面去發展出時代需要的和諧觀,不妨礙我們去繼承、發展古代的和諧思想。況且當今社會仍然存在職務的高低、身份的差別、財富的多寡,人與人之間並非完全平等,我們今天提倡的依然是差別下的和諧,儒家的和諧觀仍有其現實意義。劉先生非要將『古』『今』對立起來,恐怕不是研究國學的正確方法。 三 根據劉澤華先生的看法,古代王權的影響無所不在,『在時間上是永久的,在空間上是無邊的』,它滲透到社會的肌體,毒害了人們的思想,顛倒了是非觀念,古代各種思想,『其歸宿基本都是王權主義』。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傳統文化確實成了社會進步的阻力,應該成為批判的對象,今天的國學熱也出現了方向性的錯誤。但事實恐怕並非如此。 已有學者指出,劉先生對古代王權做了無限的誇大,將歷史中的部分現象、事實當做了歷史的整體甚至全部,又將複雜的文化現象都還原到王權上來,想用王權主義對其一一進行解釋和說明,這種研究方法本身就是簡單化的,其結論也是有偏頗的。且不說古代王權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逐步形成的,統一的中央集權是在秦漢以後才出現,即以郡縣制為基礎的中央王權而言,其對社會的控制也是有限的,政府委派的官吏一般只到縣一級,且人數有限,往往只有兩三人,王權以下是地方自治傳統,『天高皇帝遠』,『帝力於我何有哉』乃是社會的常態。費孝通先生指出,『鄉土社會的權力結構,實際是無為的』,實行的是長老統治。美國著名學者狄百瑞甚至認為,儒家思想中存在着一個自由主義的傳統。這些都說明,古代王權的力量遠沒有強大到可以重塑社會,可以掌控全部思想活動及其成果的地步。所以,古代雖然有王權,但歷史上依然可以有唐詩宋詞,有四大名著,有玄學、理學,有一批批思想家的湧現,可以創造出燦爛的古代文化,這與『文革』中文化凋零,肅殺一片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而且王權儘管有種種弊端,難道就沒有積極的一面?王權在抵禦入侵、興修水利、民族融合上是否也起到過進步的作用?中國歷史上的王權一般都有提倡教育、重視文化、宗教寬容的傳統,一定程度上也為思想的自由創造提供了可能,這也是中國古代文化不遜色於其他民族,甚至居於領先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劉先生反覆強調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問題,但在王權的問題上,缺乏的就是歷史的態度。 劉澤華先生在對待傳統文化尤其是王權問題上的偏差,可能並不完全是學術的原因。如有學者指出的,劉先生在『文革』中受到過衝擊,那個史無前例時代的封建專制主義大泛濫給了他極大的刺激,他對當時的社會現象做了獨立思考,認為『文革』中的專制主義不僅僅是當時的創造,也是歷史上封建主義的延續和復活。所以他特別關注歷史上的王權問題,希望通過批判傳統文化間接地批判社會現實中的專制主義『遺毒』。他的研究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一些看法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由於他過多地把道德義憤帶到學術研究中,用『文革』中的感受去想像古代的王權,結果把古代社會說得一片漆黑,將傳統文化徹底妖魔化。儘管劉先生的主觀願望是為了批判專制,但他沒有意識到,這樣來研究國學、研究傳統文化不僅不能客觀了解古代社會,也達不到他所期望的政治效果,還可能造成民族虛無主義,更遑論從歷史中走出來了。 劉澤華先生對國學的質疑,反映了當前學術界的另一種國學觀,其間的是非曲折值得認真思考、總結。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也有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如何看待傳統文化,以什麼樣的態度、立場、觀點看待國學,是關涉到國學發展的重大理論問題。毋庸諱言,中國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一樣也有自身的局限與不足,民主傳統缺乏、權利意識淡薄使我們在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步履維艱,困難重重。隨着對傳統文化的弘揚與提倡,人們在講『同情理解』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忽略了對傳統文化負面內容的檢討與反省,從這一點講,提倡批判精神仍有其積極意義。但我們提倡批判,最終目的仍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所以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是相輔相成,並不矛盾的。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文化傳統,如『大一統』的政治思維方式,追求統一的民族心理,多民族共同相處之道等等,它們構成了中國國情的一部分,對於這些內容就不能簡單地貼上王權的標籤了事,而應深入分析其形成的心理機制、社會原因並加以調適、轉化、引導,在此基礎上走出一條『中國道路』來。 梁濤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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