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初步推廣縣制 秦為增強新征服的邊區衝要之地設縣，可以上溯到春秋中期。穆公以後，【史記】之【秦本紀】及【六國年表】僅記有厲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56年）縣頻陽（今陝西富平縣東北）及惠公十年（前390年）縣陝（今河南三門峽西）。獻公朝〖秦本紀〗只記有二年（前383年）『城櫟陽』,但因【集解】引徐廣『徙都』之說，引起不少近代學人誤會。實際上獻公決心設置具有國防意義的縣，始於即位後的第六年（前379年）『初縣蒲、藍田、善明氏，』再五年後才『縣櫟陽』。 近年考古發掘證明即使築成重要國防和經濟基地的縣以後，櫟陽城垣面積和建築規模還是遠遠不能與都城雍和未來的都城咸陽相比。按常理推測，當獻公決意興建一系列的縣以為軍事根據地時，必有墨者精英及軍事工程技術專家參與籌劃及領導。 推動【尚同】理念的實踐 另外，尚須推測評估墨者對獻公政治改革理念及實踐方面的影響。 自宗師墨翟始，散於列國的弟子以專長論可分為三派：『論辯』者遊說從政，『說書』者傳播學說，『從事』者制器守衛。『從事』派的墨者固為獻公所急需，然『論辯』、『說書』之傑出者亦決不會錯過赴秦入仕的黃金機會。另方面『從事』者中的精英亦必能通解宗師的中心政治理念與實踐的原則、方法和步驟。飽經滄桑的獻公深明富國強兵有賴政治、社會、經濟力量的平行發展，所以元年即下令廢除殉葬舊俗，七年『初行為市』，十年即『為戶籍相伍』。恰巧臣民之間只有外來的墨者，除技術專長外，還能秉承墨翟的尚同理念及推行政制一元化的原則與方法。唯有墨者才能背誦『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的歷史教訓。筆者相信獻公之所以自始即決心邁向政制一元化的嶄新大道是與墨者一再闡發【尚同】精義分不開的。此項推論的合理性，反射於一個多世紀後荀子的視察和評估之中。 【荀子・疆國】： 應侯（范睢）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朴，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術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范睢於公元前266年封為應侯，卒於前255年。荀子親自觀察到的秦晚期的政風民俗，豈不是百年後墨子『上同而不下比』理念高度實現的最權威的見證嗎？荀子這著名的論斷中唯一需要修正的是『四世有勝』的『四』應改為『五』，因為四世只能上溯到孝公，五世上溯到獻公才符合本文考證的結果。總之，從上述重建多方面史實反思，獻公朝確是轉弱為強的樞紐，而促成這種演變的核心力量卻是來自仕秦的墨者。 結 論 『大事因緣』的『因』當然是篤行兼愛非攻，不惜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緣』則甚奇，奇在：墨者原來兼愛非攻無私救世的情懷，在竭忠盡智仕秦的過程中，竟無情地被時代化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劑――這才是人類史上值得嘔歌讚嘆的永恆悲劇！ 秦墨的命運 兩千多年來哲學及思想史界最大的困惑，莫過於墨子學派何以從顯學倏忽衰微淪為絕學。二十世紀前半論者有胡適、梁啓超、錢穆、方授楚、陳柱、郭沫若諸家，但『在解釋墨學衰微問題上，言之成理的說法少，似是而非的議論則太多，這反而防礙對真正原因的把握。』就思想及制度方面作簡要的析論： （1）墨子理想過高，難為常人接受 【莊子・天下】篇所論，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任，奈天下何！ （2）時代巨變不利於墨學及墨者 當秦獻公徵募墨者之初，秦是被侵略的弱者，正是篤信兼愛非攻的墨者樂意效忠的對象。但經過獻公晚年與魏『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大凱旋後，秦迅即變成最強的軍事侵略國。這一基本事實既造成所有墨者良心信念的矛盾，更切斷所有墨者社團發展的機會。 （3）獻公與墨者的特殊因緣 筆者曾屢度提到墨者的種種專長恰恰迎合獻公迫切的需要。撰此結論之際，再度反思，深覺二者之間的關係堪稱是特殊因緣。之所以特殊是：建立關係之初雙方都覺得一切同軌合拍，歡同魚水；雙方都不能預料局勢發展下去會只對秦國有利而對墨者極端不利。 這是因為戰國期間主要國家都在建立中央控制下的新型官僚制度，墨者仕秦之初即以多種專長被分配到官僚機構中的不同部門，事功雖有冊籍可稽，姓名則匿而不彰。墨者的種種技能和專長既經常被政府汲取利用，其地位和功用就越來越『邊緣化』了。秦墨最無法抗拒的是統一集權中央化的政治洪流，自始只有浸泳其中任其漂蕩，不能也不容逃脫。事實上，仕秦四、五世代以後業已完全消融於此洪流了。從理論及事實觀點推想，至晚到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詩書百家之禁，墨者已經完全消聲斂跡湮沒無聞了。 由於墨學衰微，墨者無聞已久，司馬遷撰【史記】只能以二十四字附墨翟於【孟子荀卿列傳】之尾：『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然而他的【六國年表】序秦獲『天助』說還值得我們玩味。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首先，『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一語，既有其模糊性又有其合理性。模糊性是由於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合理性是『之後』兩字，事實上等於默認獻公對變法圖強已經為孝公、商鞅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後世讀史者往往會遇到這類傳統論史的表達方式的。再則通過本文的多方考證，史遷所講的『天之助』無疑應該是墨者『人之助』；但是秦之所以能得到墨者『人之助』就只能歸之於特殊因緣了。 國史上的『大事因緣』 六十多年前，陳寅恪師對馮友蘭師【中國哲學史】（下冊）的【審查報告】三，特別提出兩項論斷： 1.佛教經典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兩宋）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 2.略闡由佛引起儒釋道三教混融之後，轉而反溯： 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所寄託之專家，李斯受荀卿之學，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實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系。……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故二千年來華夏術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鉅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術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今日反思，陳師兩項論斷皆有商榷餘地。兩宋新儒學之產生，固然是我國近千年來思想史上的大事，但就全部傳統中國歷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應是秦專制集權統一郡縣制大帝國的建立及其傳衍。 至於陳師第二項論斷――二千年來，法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之不盡符合史實，顯然是由於他在馮著審查報告中近乎炫耀的自嘲：『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國史上對傳統政制之本質及其運作了解最深刻的當推漢宣帝和毛澤東。 【漢書・元帝紀】：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毛澤東【讀〖封建論〗呈郭老】，寫於1973 年8 月5 日：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最後，『大事因緣』的『因』和『緣』尚需解釋。『因』當然是篤行兼愛非攻，不惜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緣』則甚奇，奇在：墨者原來兼愛非攻無私救世的情懷，在竭忠盡智仕秦的過程中，竟無情地被時代化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劑――這才是人類史上值得嘔歌讚嘆的永恆悲劇！ 來源：光明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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