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葉廷芳：西方啟蒙運動時曾掀中國熱（1）

葉廷芳

葉廷芳，研究員、博士生導師。1936年生於浙江衢州，196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德語專業。留任助教後，於1964年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先後任文藝理論研究室副主任、中北歐文學研究室主任、學術委員；中國作協、劇協會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理事、德語文學研究會會長；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蘇黎世大學榮譽博士。主要著作有【現代藝術的探險者】、【現代審美意識的覺醒】、【卡夫卡及其他】、【美的流動】（隨筆集）、【遍尋繆斯】（散文集）、【不圓的珍珠】（隨筆集）等；譯著【老婦還鄉】（迪倫馬特喜劇選）、【變形記】（卡夫卡短篇小說選）、【卡夫卡書信日記選】、【卡夫卡傳】（合譯）、【溺殤】等多部以及編著【論卡夫卡】、【卡夫卡全集】、【德語國家散文選】、【外國百篇經典散文】、【世界名家隨筆金庫】、【現代主義文學研究】（合編）、【從顛覆到經典――現代主義大師群像】（合編）等30餘部。此外有相當數量的有關戲劇、建築與藝術方面的評論文字。

【小序】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深藏既久，蓄勢待發。一朝被引，即成疾風。所向披靡，傾倒一方。

【主持人開場語】

上一期的光明講壇刊登了王岳川先生的演講，演講中提到，對今天不斷發展強盛的中國而言，大國文化戰略與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是一個必須正視和重視的重大文化戰略問題。伴隨着中國的崛起，中國文化也要走出去。

從歷史上看，中國曾經創造出燦爛輝煌的文化，這些文化不僅對周邊國家影響深遠，而且還跨過千山萬水，傳播、影響到歐洲。下面，我們就請葉廷芳先生給我們講講18世紀歐洲文化思潮中的『中國風』。

文化是人類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產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現的載體。所以文化不管什麼類型，產生自哪個民族或地域，因為有人性這個媒介，一經接觸，就會相互吸引，進而相互交流，相互影響，乃至相互交融。當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會很快交融，有的甚至還會發生摩擦，以至戰爭，例如宗教文化，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和17世紀歐洲的三十年戰爭都是。但大的趨勢是交融,而交流是它的過程。

一般來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會形成不同的文化。除此以外，生產力發展的先後，也會對文化產生明顯的影響。比如歐洲人自17世紀起就開始擺脫農耕文明，開始了工業文明。他們的文化遂轉型為『工業文化』，而我們直到現在，雖然生產方式已經工業化了，但文化形態基本上還保留着農耕文明的特點。因為一種新型文化形態的形成需要時間的沉澱。工業文化的背景是雄厚的物質力量和以『普濟眾生』為己任的基督教精神，所以這種文化的特點是陽剛文化，強力文化，它是進取性的，是緇饜偷摹６我們的農耕文化是一種陰柔文化，它是封閉性的，是守成型的。

今天講的這個題目就跟西方這種『工業文化』的特點很有關係。因為是緇饜偷模所以它要輸出他們的文化，首先是他們的宗教文化，即基督教文化，這就必須派傳教士；因為是進取性的，求知慾很強，急於了解世界的事情，並且拿回自己想要的東西。最初的西方傳教士就起着這雙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國家輸出教義，同時從對象國獲取信息和情報。這就形成了歐洲人對中國發生興趣的初潮。這股初潮的主要『弄潮兒』是歐洲的傳教士。這些傳教士都有雙重的素質：虔誠的布道士和執著的科學家、探險家。

【初潮】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國的真實存在。此後，傳教士們開始翻譯中國文化典籍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對中國所知甚少。最初他們只知道有個產『絲』的地方，就把那地方叫『賽麗斯』，後來又叫『契丹』，再後是『奇那』。中國有史料說，羅馬人曾在6、7世紀派使團來過中國。但歐洲卻找不到這樣的證據。反正西方人直到忽必烈的騎兵橫掃歐洲大陸時，才知道中國的真實存在。13、14世紀之交馬可・波羅的歷險，反映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興趣。但那是個別人的行為。官方行為約兩個半世紀後，即1583年才獲明代萬曆皇帝的准許。在這前後葡萄牙、法國、意大利等國都派出了傳教士來中國。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營梵蒂岡派出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 attieo R icci，1552 -1610，圖）。

利瑪竇於1582年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他採取聰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國的社會和生活，經過19年的苦心經營，上上下下結交了許多中國的士大夫（包括當時最大的學者徐光啟）甚至京都要員，終於在1601年見到了中國皇帝（萬曆皇帝朱翊鈞）。最後他死在中國，生前留下了【利瑪竇札記】。他的墓直到現在仍在北京。利瑪竇是個很有眼光的傳教士，他的工夫並沒有完全用在公關上，而用在對中國國情首先是對中國古代儒家經典的研究和翻譯上。1593年他已經將『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語翻譯了出來，呈送給梵蒂岡教皇。利瑪竇開了個好頭。不久他的繼任者金尼閣（比利時人）也把『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翻譯成拉丁文，並在杭州刊印出來。這是中國古籍最早的西文譯本。

當然這兩個人的譯本還只是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它們本身還算不上完善的譯本。完善的譯本過了半個世紀才出現，那已經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是比較開明的帝王。他們允許西方傳教士繼續來中國傳教（康熙於1692年宣布基督教對中國『有益無害』），而且還親自和他們交流。傳教士們便利用這個機會發奮地研究掌握中國的方方面面，他們仍把古代經典的翻譯當作要務之一。於是經過幾代傳教士的努力，這些儒家經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譯本，其中『四書』的完整拉丁文全譯者是比利時傳教士衛方濟（F ran ciscu s N oel，1651-1729）。他在前人的基礎上經過20餘年的努力，於1711年在布拉格大學刊印了他的『四書』全譯本和介紹中國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國哲學】一書。『五經』的拉丁文全譯本則是由好幾位傳教士如法國的白晉、劉應、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到了乾隆時期，這些古籍又有了法文譯本，它們是由法國傳教士孫璋、宋君榮和錢德明等人完成的。此外他們還用法文寫了【孔子傳】和【孔子弟子傳略】等這樣一些著作在北京出版。這已經是18世紀下半葉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