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學的形成：得力於徽州原始文書的發現(1)

卞利，1964年生，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首批學科與技術帶頭人。兼任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明史學會理事、安徽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徽學與明清區域社會經濟史等，主持或完成國家社科基金課題3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3項，主持與法國高等研究院、韓國國學振興院及中國台灣合作課題各1項。獨立撰寫出版【國家與社會的衝突和整合】、【徽州民俗】、【明清徽州社會研究】、【胡宗憲評傳】等著作6部，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新華文摘】、【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理論版等報刊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獲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教育廳優秀人文社科成果獎多項。

徽州文書

主持人語

11月15日，徽學、敦煌學和藏學研究領域的近30位專家學者,走進安徽大學,與200餘位師生一起交流『三學』研究的最新成果與心得,共商『三學』學科建設與發展大計。這是國內首次舉辦的『三學』高端論壇,是由【光明日報】與我校聯合發起的。

『三學』是我國以地區、民族命名的著名學科,儘管『三學』各自的研究對象和蘊藏的內涵不同,但在理論和方法上卻有着許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無論是研究的成果積累,還是學科建設和學術影響,藏學、敦煌學和徽學都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並呈現出自己的特色。與會專家學者還就『三學』之間的相互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期望能打破狹窄單一的專業食槽,借鑑跨學科、跨領域研究的經驗方法,擴大『三學』的學術影響,提升學術地位,共同走向理性、繁榮的學術發展態勢。

『徽學與地域文化』是我校『211工程』三期重點建設的特色學科之一，徽學研究中心是我校唯一一所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藏學、敦煌學研究與學科建設的成功經驗，對我校的徽學研究和徽學的學科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發與借鑑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主辦這次『三學』高端論壇，就是希望藉此平台，深入挖掘徽學的學術內涵，提升徽學的學術聲譽和地位，為我校『國際知名、國內一流高水平大學』的建設目標服務。

在這次論壇上，大家暢所欲言，並提交了不少高水準的論文。特別是卞利、曾國慶和張銘心先生的精彩演講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以饗讀者。

徽州地處皖、浙、贛三省交界之地的山區，其所統轄的歙縣、休寧、婺源、祁門、黟縣和績溪等六縣行政格局，自唐代中葉的歙州時期即已形成，並一直延續至近代。

近千年來，相對完整的行政格局和穩定的社會秩序，使得這裡雖歷經多次改朝換代和內部動盪，但除了極少數兵燹之外，歷代戰火較少波及。為躲避戰亂從北方中原地區遷徙至徽州山區的士家大族，在經過東晉南朝、唐末五代和兩宋之交三次大規模移民高峰之後，逐漸融入當地社會，並與土著居民山越人一道，共同開發着相對較為落後的徽州山區。

徽州山區雖然封閉，但與外界保持着較好的經濟聯繫，茶葉、木材源源不斷地外運，南宋以降徽商的異軍突起，新安理學的不斷強化，『東南鄒魯』美譽的盛傳，以及宗族控制的加強，無不顯示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諸多典型的特徵。對歷史上特別是明清時期徽州整體歷史文化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經濟、文化和社會的解剖。由此而形成的徽學，表面上看似地方史研究，其實早已超越了地方史的空間界限，成為一種整體史架構內的區域史研究。

徽學研究肇始於20世紀三十年代，初步發展於20世紀五十年代，形成於20世紀八十年代中葉。因此，與敦煌學和藏學相比，徽學尚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圍繞徽學的學術內涵、學科性質、學術價值和研究方法以及學科體系的建構，也還存在不少的爭議和分歧。

『徽學』的來龍去脈

『徽學』作為一個複合名詞，產生較早，但它與我們所指的作為專門學科和研究領域的『徽學』的涵義相去甚遠。元代，『徽學』曾經被作為『徽州府儒學』的簡稱。清代，『徽學』又被作為徽州地域學術流派――『新安理學』的代名詞。

作為一門專門的學科和學術研究領域，『徽學』最早可溯源至20世紀三十年代。1932年，黃賓虹在致許承堯的一封信函中率先提出了『徽學』的概念。此後，致力於家鄉文獻、文化和書畫、篆刻藝術搶救與整理的兩位徽州鄉賢――黃賓虹和許承堯在通信中，又分別提出了『歙學』和『宣歙國學』的概念，而許承堯所指的『歙』並非指『歙縣』，而是指唐宋之『歙州』，故『歙學』實際上指的是『徽學』。

客觀地說，黃賓虹所說的『徽學』，實際上還僅僅指的是徽州的地方史研究，與我們今天所稱的『徽學』的內涵還有很大距離。不過，自那以後，隨着富有特色的徽州莊仆制、徽商和徽州宗族與族譜研究的不斷深入，現代意義上的『徽學』才逐漸進入學者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