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中國憲政問題與內聖外王問題
風雲際會的二十世紀已然成為歷史。沉思百年中國行憲史的屈辱與光榮、苦難與奮爭，當有益於未來的再造與復興、昌盛與輝煌。 百年中國的行憲歷程自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始。清人不堪擔當舊邦維新的重任，示國人以行憲之騙局。辛亥志士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痛定思痛，而啟傾覆帝制之政局。孫中山先生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之學說，並以臨時約法初建中華新政制之格局。然而君主雖除，皇權與臣民心理未去，袁氏、張勳復辟、曹錕賄選憲法等畢現行憲之艱難。內憂頻仍之際，又加日人入侵的外患。經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之後，中華民族仍無化干戈為玉帛、和平民主建國的智慧，而兄弟鬩牆，遂使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不具全民共識之基礎。中共建國之後，33年中四易憲法。自八二憲法以來則三次修憲，以適應風雷激盪之變局。 觀察與反思百年憲政史，乃可有以下的基本經驗： （一）古今中西的文化問題關係到憲政問題的解決。中西文化問題方案主要有中體西用論，如張之洞以及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全盤西化論，如胡適等；以及綜合創新論，如毛澤東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及張岱年等。中華文化之中，政治問題與文化問題本不分為兩片，而天人關係、群己關係、身心關係綜括為內聖外王關係。內聖外王關係即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政治與宗教關係、國家與社會關係等關係的綜會。內聖外王問題可統領以下的政治宗教關係、國家社會關係、上中下社會結構問題，乃至革命改良關係問題。這一問題乃是中國新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至今仍未最後解決。 （二）政治與宗教的關係為憲政問題的一大關鍵。憲政問題之中有兩重關係：第一重關係是國家與社會之關係。這之中存在着權利（包括財產權、基本人權和人民主權）與權力（憲政的要義是分權制衡與法治）之對立、互動和平衡。第二重關係是政治與宗教之關係。百年中國有三大主流意識形態：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皆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言的思想、信仰與實踐的統一，但中國的新道統、學統、政統尚未建立。新宗教、新中道尚在孕育之中。此中值得重視的是中共的公民宗教，以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黨倫理：三民主義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公民社會的建設乃是憲政建設的基礎，亦是中國憲政問題的最大難題。憲政建設的核心：公民權利與國家公共權力的恰當安排實就是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適當調整。憲政有三個觀念：人道政府（關心公民的權利：財產權和人權）、有限政府（關切國家公共權力：通過主權和分權制衡的原理既授予權力又限制、約束權力，以達致權力的正當行使）、法治政府（法治：權利與權力資源的恰當乃至最優化配置）。而這三個觀念都需要公民社會的支持。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宗法社會到政黨社會三個時期。國民黨和中共建立的政黨倫理成功整合與轉化了傳統政治的思想資源和制度資源，把中國社會從宗法社會轉變為政黨社會。而中國社會轉型的真正成功在於從政黨倫理到契約倫理，從政黨社會到公民社會的轉變。 （四）重視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關係，以及中層結構的建設。國民黨建立了中國的上層結構，中共建立了中國的下層結構。新的變革任務是建立和優化溝通上下結構的中層結構，進而建立現代中國社會的整體結構[1]。而憲政制度恰是中層結構的核心部分。憲政法治是現代國家的通行治理方式。 （五）恰當理解革命與改良的關係。從維新變法的改良到20世紀初的辛亥革命，中國在傳統政制轉型的政治博弈中選擇新瓶裝新酒。[2]二十世紀中國發生了革命的五次浪潮：辛亥革命、五四思想革命、國民革命、共產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20世紀後20年鄧小平改革乃是對改良的復歸。未來中國的憲政建設仍需國人對於革命與改良問題作深入的思考，進而形成憲政建設的共識。 二 自由政制的基本框架 （一）憲法之為約法的兩重約定 來源：潮因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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