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離開史學史組以後，系裡把我調到世界現代史教研室。1965年暑假後，我作爲歷史系三年級的班主任和同學一道赴山西長治參加農村"四清"。在鄉下期間，接到系裡通知，學校成立了外國問題研究所，我和系裡三位更年輕的教師被調到外研所美國問題研究室。到1966年6月從長治回來，"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鋪天蓋地而來，校內是一片揪斗的肅殺空氣，按編制說我已屬外研所，在那裡領工資，但我當時正擔任班主任，惟恐三年級同學誤以爲我逃避鬥爭，所以回校後仍在歷史系參加"文化大革命"。幸好，我同史三同學關係不錯，沒有受什麼衝擊。在歷史系參加的"戰鬥隊"是個"老保"組織。幾個月後造反派"師大井岡山"奪權，"老保"組織紛紛自動瓦解，我就到外研所去參加"運動"了。外研所自然也是"井岡山"一派掌權，我這個新來的歸附者只是奉命寫大字報、抄大字報。接著是"複課鬧革命"，外研所也恢復了部分工作，上班時我們室是閱讀新到的美國報紙、雜誌，從中選擇問題，整理成系統的資料。到現在我還是不清楚爲什麼在"文革"那樣禁錮的情況下，會允許外研所花費寶貴的外匯訂閱多種外國刊物（除美國問題研究室訂閱美國報刊外，外國教育、蘇聯文學、蘇聯哲學三個研究室也訂了不少國外相關報刊），而且在當時也沒有一個上級部門過問我們的工作。這樣糊裡糊塗地跟著轉了幾年。混到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我可是大徹大悟了，毛澤東親自指定的接班人、寫進了黨章的副主席竟然叛國出逃，"文化大革命"的荒謬和不可預測已洞然於心。從此我除了上班時間勉強應付外，星期日和業餘時間就用來研讀明清史。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歷史系資料室管理員馬國靖先生，那時校圖書館和系資料室都一概封閉不准借閱，我私下找著她，請代幫忙借些書看，她毫不推辭地答應了，讓我在下午下班後系裡師生都去食堂吃飯的時候，帶我進入資料室挑選書籍藏在大書包裡帶回宿舍閱讀。讀完後又以同樣方式請她換借其他書籍。這種秘密活動如果被發現，馬先生是要吃大虧的，幸好每借一次書總得隔相當一段時間，持續的時間雖長，卻從未被人撞見過。另外，有一點也附帶說一下，在"文革"之前我摘錄的明清史資料已經不少，有那麼一堆（我不習慣用卡片，因爲卡片既貴又太小，一條長的史料得抄幾張卡片，所以改用小張稿紙和筆記本抄錄）。"文革"初期抄家之風極爲盛行，連我這個"助教"級（"文革"前即已廢除職稱）的教師也未能倖免，雖然只是走了過場沒有什麼"收穫"，對我的精神壓力還是不小的。自己靜下心來把書籍和抄錄的史料檢閱一遍，把其中凡是可能作爲思想政治問題上綱的東西統統送到當時頗爲興旺的廢紙收購攤，按1斤1角多錢的價格全賣了。在處理抄摘的史料時我留了個心眼，把有關農民起義的史料保存起來，即便有人看到這也是歷史上的"紅線"材料，而從朱元璋起的與帝王將相有關的史料都進了造紙廠。這就是後來重理業務以探討明末農民起義爲起點的一個重要原因。1971年以後干的私活就是探討明末農民戰爭，外研所實行坐班制，只有星期日和晚上時間可以利用，從系資料室能借到的書又非常有限，我就利用每年一個月的探親假到南京圖書館查閱地方志和其他史料。當時南京圖書館在頤和路二號，離我哥哥住家近在咫尺，但南圖也不對外開放。靠著哥哥多年在江蘇省政府工作的關係，他找了一位負責這方面工作的熟人開了一張介紹信，大意是"因革命工作需要"派某某同志來查閱有關古籍。南京圖書館在不開館的情況下破例讓我在二樓閱覽室閱讀。一個月時間看來不長，可是帶有目的地專心致志讀書，還是收穫不小的。幾次南京之行，彌補了不少在北京找不著書看的困難。回想起來，許多學術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幫"垮台，甚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重理舊業，我多爭取了5年左右的時間（儘管不是全部時間）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 1977年我再也不願意留在外國問題研究所了，正式寫報告要求回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工作。外研所的負責人見我態度堅決，同意我回系。不料到系裡一談，系領導除表示歡迎外，卻讓我到世界現代史教研室工作，這種安排完全不符合我的原意，就說："我的專業是明清史，如果系裡要我去世界現代史教研室，那我還不如留在外研所不回來。"系領導知道事情不能弄僵，就笑著說："到中古史教研室也可以，不過你不要說自己的專業是明清史，就說是興趣吧！"這年10月我終於回到了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但系領導的話明顯地表現出不相信我在明清史方面有什麼專長，不過有興趣而已。爲了證明自己在這方面還是下過工夫的，我決定要儘快拿出點成果，選的題目就是【李岩質疑】。這個問題我探討的時間相當長，材料和基本論點早已形成，很快就把稿子寫了出來，1978年5月發表在【歷史研究】雜誌上。由於觀點新穎，立論有據，在國內外引起了比較廣泛的注意。李岩的問題在郭沫若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和隨後的【關於李岩】中占了相當大的篇幅，而前者因曾作爲延安整風文獻流傳甚廣，影響遠遠超過史學界。1964年到1965年還在報刊上展開了一場李岩評價問題的學術討論。我的文章卻是依據可靠史料證明在李自成起義軍中並不存在這位"制將軍李岩"，如果一定要說歷史上存在李岩，那就是李自成另有一個名字叫李延（或傳寫成李炎、李兗、李嚴），就像某些史籍中的"李公子"實際上指的是李自成一樣。作出這樣一個判斷決不是輕率的，我在探討明末農民起義的過程中，除了細讀清初幾部有關"流寇"的專著外，還廣泛查閱了當時任職官員的文集、相關記載、檔案和地方志，僅以地方志爲例，凡是起義軍到過的府、州、縣誌就查了1000多部。在這樣相當徹底的普查基礎上不僅未能查到一條可以證明李岩存在的史料，反而找出許多證據表明史籍中有關李岩的生平、事跡全部可靠。那麼，清初以來的一些史籍中爲什麼會冒出那麼多栩栩如生的李岩"事跡"呢？在反覆研究之後，終於從計六奇的【明末北略】卷二十三得到啟發，那些包括李岩在內的許多荒誕之詞都是來自於小說。1644年舊曆七月間，距離李自成起義軍撤出北京、南明弘光朝廷建立不過兩三個月，化名西吳懶道人創作的【剿闖小史】即已刊刻成書發賣，清初這部小說又作了補充，先後改名爲【定鼎奇聞】和【新世宏勛】，類似的還有【樵史通俗演義】等，這些書既收集了邸報之類的材料，有部分真實性，但也羼入了大量作者虛構的情節，其中就包括了李岩的故事。由於小說出現既早，在民間流傳甚廣，清初史家編纂有關"流寇"的史籍時就已經真偽莫辨，誤采入書。最典型的是康熙十年成書的計六奇【明季北略】，該書明確記載引用了【新世宏勛】（見商務印書館排印本第558頁），而卷二十三【補遺】則幾乎全是照【新世宏勛】的原文刪削而成，這就是李岩的"事跡"在【北略】中最爲豐富的原因。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用得最多的史籍正是【明季北略】。以上就是虛構人物李岩被誤認爲信史的大致過程。直到查出李岩"事跡"的由來後，我才斷定李岩如明末清初河南人鄭廉所說是"烏有先生"。自然，學術界不少人仍然認爲確有李岩其人其事，這也是很正常的。我只想說，自從【李岩質疑】1978年發表之後，繼續閱讀了相當多的明清之際的史籍文獻，至今未發現一條可以證明李自成之外存在著另一個"李公子"或李岩的可靠證據。把李岩的問題寫得這麼長，只是說明治史的不容易，類似的情況在我探討過的課題中還多得很。 1984年我的【明末農民戰爭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部書在史料的收集、史事的考證、論點的分析上都較之前人有相當大的推進。書的下限只寫到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張獻忠的大西政權覆亡爲止，大順軍和大西軍餘部的抗清鬥爭擬放在【南明史】中敘述。南明的歷史在辛亥革命前後和抗日戰爭時期都曾經受到愛國志士的關注，掀起過熱潮，先後有柳亞子、謝國楨等先生的專著問世。但是，南明史覆蓋面太廣，它包括了清方撲滅各地抗清武裝謀求統一的活動，南明幾個小朝廷的史實，大順軍、大西軍先後聯明抗清的歷程，鄭成功等在東南沿海的鬥爭，以及清統治區內反清復明的活動。不僅頭緒紛雜，而且各種史籍、文獻的記載又常常互有出入，最困難的還是由於南明是失敗的一方，大量文獻資料被毀滅，留下的當時人記載數量既龐雜，而作者入清以後往往有所顧忌不願據事直書，再加上清朝統治穩定後屢興文字獄，大量收繳銷毀"違礙"書籍，更增加了關鍵史料不足的困難。爲了整理出頭緒，儘量恢復歷史的原貌，只有大量查閱檔案、文集、各種私家記述、地方志等文獻和非常有限的實物，進行綜合研究。直到1996年才完稿，次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有人評論這部著作是"十年磨一劍"，其實很難說清白己在這部書稿上花費的歲月。因爲南明史資料的收集工作有相當一部分是在探討明末農民起義的史實時就已同步進行，開始寫作初稿固然是在1982年11月【明末農民戰爭史】交稿以後，可是中間又停頓了兩三年，原因是【明末農民戰爭史】交稿後曾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簽訂了合同，預定在三至五年內交出【南明史】稿。大約寫了一半章節的初稿，出版社通知他們奉命集中力量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無力顧及其他書籍，建議【南明史】推遲交稿，這意味著單方面廢除合同。而我當時正對明代衛所制度頗感興趣，認爲明代衛所制度決不像一般史籍中說得那麼簡單，似乎只是明前期的一種軍事制度，中期以後即爲募兵制度取代，而是同明帝國許多領域密切相關的重要課題。最初感到衛所制度值得研究還同李岩問題有關。許多史籍里都說李岩是河南杞縣舉人，大司馬李精白（大司馬即兵部尚書，李精白在天啟年間任山東巡撫，加兵部尚書銜)的兒子。查李精白的材料時，除了弄清他同"李岩"毫無關係，還發現他祖上是山東曹縣人，明初跟隨大將軍徐達北征後定衛於潁川衛；潁川衛位於南直隸阜陽縣境，而隸屬於河南都司。因此，李精白作爲衛籍人士必須到河南開封去參加鄉試，而不能像同居於阜陽縣境內的民籍生員要到南京鄉試。【阜陽縣誌】選舉志表列本縣舉人名單中相當一部分下注"河南中式"，這些參加河南鄉試中舉的就是世代居住於阜陽縣境內而屬於潁川衛籍的人。從此，開始注意到明人傳記中衛籍的問題，如李東陽、焦茲、楊嗣昌、史可法、何騰蛟、王錫袞以至清初著名學者王夫之、萬斯同都是衛籍，他們上距祖軍原籍少則四代，多則八九代。但衛籍人士的籍貫在史籍中弄得很亂，有的寫祖軍原籍，如說史可法是河南祥符人，李東陽是湖廣茶陵人，有的又寫世代所居的衛籍。這不僅在寫人物傳記時常造成混亂和謬誤，更重要的是不明白明太祖實行的衛所制度在人口遷徙、邊疆開發等方面都起了深遠的影響。 來源：人文與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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