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鎮化』，仿佛擺在面前的一道熱氣騰騰的四川火鍋，讓人垂涎美味，又忌憚辛辣。
目前，中國城鎮人口已經超過50%，首次超過農業人口，中國正以每天消失100個村子的速度，快步進入城鎮化。這一里程碑式的數據背後，是地方各級政府和大小房地產商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兩會上代表、委員熱烈討論。但『千城一面』、農民工的鐘擺式城鄉二元結構的困擾，交通堵塞、房價飛漲、就業困難等『大城市病』的陰影，一直圍繞着『城鎮化』的命題。 為此，【北京晨報】邀請了著名青年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學者吳晨，以業內人士的視角，解讀如何看待城鎮化。 城鎮化是大勢所趨 城鎮化源於歐洲，最早始於英國，在國外稱為『城市化』，我國幅員遼闊，城市、農村差別巨大，在中國叫做『城鎮化』更合適。 北京晨報：城鎮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吳晨：城鎮化是不可逆的時代變革。過去兩百多年中，是世界各國非常重視的一個話題，但在中國，只是在最近的幾年才引起公眾的更多關注。城鎮化源於歐洲，最早始於英國，在國外稱為『城市化』，我國幅員遼闊，城市、農村差別巨大，在中國叫做『城鎮化』更合適。 城鎮化表面上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實現農民為市民的過程，需完成產業結構、就業方式、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等一系列重要轉變，使其成為經濟繁榮的最大引擎，其中核心問題之一是農村中低收入群體在城鎮化進程中繼續生存、生活和發展的問題，絕非城鎮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積擴張那麼簡單。 城鎮化不是城市復興 『城市復興』是應對更高層次或已經經歷過城鎮化後的城市發展的新的需求與挑戰。 北京晨報：城鎮化與您近年來所研究的『城市復興』內涵相同嗎？ 吳晨：相關但不相同，『城市復興』是應對更高層次或已經經歷過城鎮化後的城市發展的新的需求與挑戰。 以英國為例，英國城市發展是以工業化革命為基礎的，英格蘭的東部與東南部如曼徹斯特等城市都經歷過極度繁榮的時期，但在『二戰』後工業製造業開始衰落，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進入極度衰退的時代，資源衰竭了，則繁榮不再。 『城市復興』指的是如何在城市進入衰敗時，用綜合的手段來刺激城市的發展，包括經濟植入、社會公平，對城市功能、城市空間結構進行調整等，使其恢復活力、增加就業。這些問題在中國也同樣存在，如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 城市復興，實際上是針對城鎮化所帶來問題的重新出發，城市的再次起飛。 吳晨：千城一面便是蔑視傳統 快速而低質的隱憂 中國城市化發展迅速，但存在質量普遍不高的隱憂，過度、過快、低效、粗放式的、以土地經濟為前提的城鎮化，成為我國城鎮化質量不高的根本原因。 北京晨報：作為城市規劃領域的研究者，您如何看待目前我國城鎮化的進程？ 吳晨：中國城鎮化人口已超過50%，而剩下的農業人口中，只有40%的人完全從事農業勞動。中國正以每天消失100個村的速度，快步進入城鎮化。 中國城市化發展迅速，但存在質量普遍不高的隱憂，過度、過快、低效、粗放式的、以土地經濟為前提的城鎮化，成為我國城鎮化質量不高的根本原因。 大量土地被城市化，但與城市人口數量的增長實際上不完全一致，占地規模的擴大遠超人口增長速度。城市化沒有變成『人』的城鎮化，而僅僅是土地的城鎮化。政府經營土地獲利，成為城鎮化中最大的受益方。 『人』的城鎮化這樣被吞噬 農民進入城市，並沒有成為『城裡人』，而成為了一個新的群體『農民工』，他們在城市得不到身份的認可，而其擁有的農村土地也在逐漸失去。 北京晨報：您說的『人』的城鎮化，指的是什麼？ 吳晨：按戶籍人口來講，中國城鎮化人口還遠達不到50%，有統計稱是35%左右。由於戶籍限制，大批湧入城市的農民得不到相應的福利，不能公平地享受到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 數據顯示，目前只有不到3%的農民工繳納住房公積金，不到1%的農民工在城鎮中擁有自己的住房。城市並沒有很好地接納他們，農民進入城市，並沒有成為『城裡人』，而成為了一個新的群體『農民工』，他們在城市得不到身份的認可，而其擁有的農村土地也在逐漸失去。 據統計，中國有2億6千萬的農民工，這個數字與美國全國的城鎮人口總數相近。中國巨大的農民工群體，在為社會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也成為社會巨大的不穩定因素。 城鎮化的實質應該是，將農村剩餘勞動力逐步轉變為有就業、有住所、有社會福利和高素質的市民，並且逐步成為中等收入者。要確保中國城鎮化成為助推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中國經濟要健康發展，在土地、就業、戶籍、社會保障、教育等方面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決心進行改革。 50%是一條警戒線 中國城鎮化人口已經超過50%，這令人振奮，也令人警醒，50%是一條臨界線，我們不能只歡欣鼓舞，更要保持警醒。 北京晨報：從國外的城鎮化發展經驗中，我們可以得到哪些借鑑？ 吳晨：各國城鎮化的歷史顯示，城鎮化率50%是一條應警醒的臨界線。迄今為止，世界上的城市化或城鎮化可以分為幾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歐洲模式，城市化發源於英國，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1850年英國城市化率就達到了50%。 第二種模式是美洲模式，美國在20世紀上半葉達到了城市化50%指標，與歐洲不同，美國的城市化由大量移民促成，汽車在美國城市化的進程中扮演着相當重要的作用，美國交通幹線、城市骨架就是依據『有車族』的需要而設計的。 第三種模式是日韓模式，在此模式中電子技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種是南美洲模式，如巴西、墨西哥的里約熱內盧和墨西哥城等幾個超級大城市都處在南美洲，這種一般被認為是不太健康的模式，屬於過度城市化：城市化率非常高，但經濟發展依靠大量進口，自身經濟造血能力差，人口聚集，大量貧民窟的產生，社會問題嚴重。 梳理歷史並進行分類是科學研究的一個基本方法，在城市化歷史中，我們需要關注一個數字：50%。中國城鎮化人口已經超過50%，這令人振奮，也令人警醒，50%是一條臨界線，我們不能只歡欣鼓舞，更要保持警醒。 邁過臨界線的積極 一般來講，50%也是諸多『城市病』的爆發點。越過它之時，通常是國家國力強盛、民族自信心高漲之時。 北京晨報：越過50%這條臨界線，其積極作用是什麼？ 吳晨：一般來講，50%也是諸多『城市病』的爆發點。越過它之時，通常是國家國力強盛、民族自信心高漲之時。英國是19世紀50年代完成的，是英國最為繁榮的時期。1851年，倫敦舉辦了首屆『萬國博覽會』。美國在20世紀上半葉也越過了這條線，當時美國也舉辦了一系列的博覽會，並承辦奧運會。而我國在2012年前後幾年，承辦了2008年的奧運會、2010年的世博會，並在2011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極大提升了民族自信心。 用法治治療『城市病』 首先要總結歷史經驗，英國在其出現『城市病』後，找到的『藥』是法治。當時英國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規，將城市化從無序變為有序。 北京晨報：站在這條關鍵的『臨界線』上，我們該如何面對？ 吳晨：首先要總結歷史經驗，英國在其出現『城市病』後，找到的『藥』是法治。當時英國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規，將城市化從無序變為有序。美國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也出現過諸如郊區化嚴重等問題：人們通過交通工具通行，在市里上班，而住在郊區的大房子，造成了郊區土地大量的浪費，美國也採取了創新規劃管理方法來進行管制。相比之下，南美一些國家的政府對城市化的管理手段較為蒼白，沒能預防、管控、治理住城市化所帶來的問題。可見，城市化問題的解決要依靠法治與科學。 認識到城市問題的複雜性，堅持職業操守與道德素養，是城市規劃者要考慮的首要問題。我本人是建築師，也是城市規劃的工作者，我認為城市化不應僅僅是配合某一類人，不管他們是政府還是開發商。而應更職業、更科學、更全面地看待城市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與所有相關學科、專業齊心協力，實現無縫合作，嘗試綜合地解決城市問題。此外，如何完善法治建設，如何提高專業技巧，提高城市優化與美化的創作水平，是所有城市化的同行者要思要想的問題。 城市不等於大樓和地標 大高樓、大廣場、大地標是蔑視城市發展的內在規律，以行政領導的業績作為城鎮化主導的行為，這會對城市發展帶來無窮的傷害。 北京晨報：不少地方熱衷大樓、大廣場、大地標，造成千城一面的狀況，對此有無解決辦法？ 吳晨：更重要的是讓公眾成為城鎮化的主導者，而政府作為執行者。 大高樓、大廣場、大地標是蔑視城市發展的內在規律，以行政領導的業績作為城鎮化主導的行為，這會對城市發展帶來無窮的傷害。形成『千城一面』的狀況，這是對傳統地域文化的一種蔑視。 對此，還是要建議政府以更科學、更理性、更可持續地看待和發展城市化，不以地方政府業績為導向，逐漸開展相關的改革。在這方面我們也在想更多的辦法。而其實更重要的，是要讓公眾更多了解和掌握自己對自身生活條件的主導權。城市真正的主導者是公眾，而政府則只是執行者。 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 城市規劃者與政府之間更像是一種合作的關係，在一張圓桌上群策群力，為建設一個更好、更美的城市而合作。 北京晨報：作為專業的城市規劃者，你希望與當地政府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吳晨：合作者關係，在圓桌上探討的夥伴關係。 中國的管理結構使政府成為城市化的絕對主導者，政府可以有一定作為，而也正因為它是主導者，能夠有一定作為，我們更應該要求政府更科學與謹慎地對待城市化每一步的需求，而不僅僅追求指標性需求；更應為子孫後代的長遠發展考慮，來關注挑戰。 作為城市規劃者，要及時支持與配合政府，同時又應起到提示與防範的作用。就像我剛剛說的，不應該僅僅配合政府，而是站在專業的角度上，建言他們，少讓他們犯錯誤，在他們頭腦過熱的時候，及時提出我們的觀點。 城市規劃者與政府之間更像是一種合作的關係，在一張圓桌上群策群力，為建設一個更好、更美的城市而合作。 晨報記者 邵瑞琳、王宇 不能忽視的『城市病』 如果這輪城鎮化能夠健康地發展，那麼對於中國未來20年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我們沒有處理好，將有可能帶來巨大的社會問題。 北京晨報：那麼，風險又是什麼？ 吳晨：審視過去200年世界各地城市化歷史，很多社會問題在這個節點上爆發與顯現出來。如英國1850年以後，倫敦的居住環境與品質大大下降，一度被稱為『霧都』，實際上就是當時的工業污染所致霧霾，此外，倫敦還爆發了幾場大規模的瘟疫；美國也同樣在1929年經歷了慘烈的經濟大蕭條。 SARS、H7N9、霧霾、交通問題乃至社會公平問題，還有自然環境與資源枯竭問題……這些問題有偶然，也有必然。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 我國到了一個特別需要進行反思與研究思考的時候。如何結合我們的體制、我們的經濟，探討符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這需要高屋建瓴的頂層設計。如果這輪城鎮化能夠健康地發展，那麼對於中國未來20年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我們沒有處理好，將有可能帶來巨大的社會問題。 來源：北京晨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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