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與"白髮相親" 偽命題背後藏著真問題

『剩女』是一個被社會建構的偽命題，其背後隱含著『男主外，女主內』的二元對立式性別價值體系。『剩女』背後的『白髮相親』，則是上一代人對當下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遷尤其是市場化的一種回應與策略。

上月下旬，英國BBC報導了中國『剩女』――她們往往27歲以上，自信、收入高、名牌大學畢業、有房，但嗷嗷待嫁，每個人都有一顆『恨嫁』的心。中國『剩女』似乎走向世界了。但性別比表明，35歲以下的中國待婚者中男性的人數多於女性，上海20歲左右的男性的人數仍多於同齡女性。然而，『剩女』一說爲何仍甚囂塵上？

筆者對此現象有較長期的關注，基於社會學的實證研究，我有一些發現：

首先，『剩女』是一個被社會建構的偽命題，其背後隱含著『男主外，女主內』的二元對立式性別價值體系。『剩女』話題的盛行，彰顯了作爲規制手段的婚姻和家庭的權威，也離不開市場化媒體的積極參與。這一話題性感又富有挑釁，容易吸引眼球；它不但推動並固化了『剩女』在日常生活語言中的普及，而且鞏固了社會對女性進入婚姻的期待和規制。城市『剩女』面臨嫁與不嫁、何時出嫁、嫁給誰的問題；處在擇偶婚姻鏈條最底端的廣大農村『剩男』，則除了『購買』新娘之外，難以找到結婚對象。

與之相伴的是『白髮相親』，即父母代替子女相親。在上海，這些父母介於50到70歲之間，絕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他們中七成人曾上山下鄉、經歷『文革』，而且一半以上人的配偶也是知青。從教育水平、職業和住房三個指標來看，他們是上海的中產階層。上世紀80年代返城潮開始後，這些回城青年開始聚集在公園爲自己尋找配偶；20多年以後，當他們的子女進入擇偶階段後，他們又開始爲子女相親。

『白髮相親』又有哪些原因呢？

其一，下鄉是知青一代一次陡然的生命轉折,是一種向下的社會流動，它導致不少知青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甚至已婚者婚姻不幸福。正是這種被延後的戀愛與婚姻生活，使得他們對子女的婚姻有著非同尋常的急切與焦慮；同時，在回城風潮中，已婚知青的婚姻和家庭因遭受衝擊而破碎，也令他們觸目驚心。因此，知青一代的父母輩對子女的擇偶問題不可能不管不問，其高度熱忱或許可以通過他們自身的婚姻及家庭生活來理解。

其二，獨生子女政策也是推動『白髮相親』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相親角，絕大多數待婚男女都是獨生子女。城市第一代獨生子女上大學時剛趕上學費雙軌制，父母爲他們念大學支付了比較昂貴的費用；很多父母還節衣縮食，或通過理財投資幫子女購買婚房，或準備婚房的首付款，他們所有的努力怎麼能在擇偶這個事情上停滯呢？正因爲存在生存、成才和養老等風險，獨生子女與其父母才毫無選擇地被『綁縛』在協同擇偶這駕戰車上。

其三，不完善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造成知青一代父母，對自己及子女的未來生活充滿擔憂，對將來有可能出現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充滿恐懼，所以力圖在婚姻市場上尋求『上遷婚』的可能，試圖通過婚姻關係的締結，爲自己和子女的未來獲取更加可靠且有保障的人生保險。

可見，相親演繹的並非『剩男剩女』的戲碼，真正的主角是知青一代父母。市場化對日常生活的入侵，以及國家對住房、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性領域的改制，迫使城市居民凡事依靠自己的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白髮相親』是他們對當下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遷尤其是市場化的一種回應與策略。

一方面，獨生子女一代是在整個社會轉型過程中成長起來的『紙尿褲一代』，其自我意識和自我中心的實用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比父輩們強烈；自我塑造、展現自我和追求個人發展的意願與動力更強大；同時，他們對感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有異於父輩的理解。

另一方面，在網絡和新媒體的技術條件下，他們與那些生活在西方的同齡人相差無幾，這是中國新個體主義中體現現代與後現代層面的部分，表現出來的態勢是外顯的。經濟體制變革釋放了個體、國企和地方政府被抑制的活力，同時，市場化改革又將原先國家托底的教育、醫療和住房甩向市場，其直接影響就是中國城市個體，無論是父輩，還是子代，轉而回歸家庭和私人關係，以尋求對未來生活的安全感與確定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運。50後父母造就了內心追求自我但又包袱沉重、不能完全自我釋放的80後子女，80後婚戀的焦慮，其實是代際累積的結果。（孫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