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劉 茜 文/圖
最近很多人在諸多電視台主講歷史、很多電視劇也冠以『歷史劇』頭銜循環播出，還有美女作家解讀着紫禁城風雲，傾述對歷史的反省和追思……如何看待此一輪『歷史熱』？記者日前走訪了著名歷史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毛佩琦。他重視『歷史的通俗解讀』，對其中多樣現象進行了辨析，也對當下歷史研究的着眼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有的對歷史的解讀都是現代的解讀，想從歷史當中找出一種經驗，找出一種對付現在所遇到問題的一種解答方式，一種應對的方法。』 現代傳媒對學術傳播的作用 記者：您前些年就曾上過央視【百家講壇】，講過明十七帝疑案，引起了很好的反響，很多觀眾對您講的朱元璋、朱棣很感興趣，而【百家講壇】讓更多的人了解了歷史，豐富了歷史知識，也推出了很多大家所說的學術明星，當然也引起了很多非議和爭論，那您對現代傳媒對學術傳播的作用怎麼看呢？ 毛佩琦：現代的傳媒手段無疑是非常進步的，可以涵蓋面更廣，可以跟普通觀眾和普通讀者接觸更多，所以無論是任何信息利用新型傳媒，都是可以提高傳播效率的，如果不利用新型傳媒，那就相對是落後的了。 不僅要看通過什麼手段去傳播，還在於傳播什麼給觀眾。傳播有兩個環節要把控。一個就是信息、觀念的提供者，學者、文藝家等等，再一個，就是傳媒的掌控者，包括電視台、報紙等傳媒的管理者，我覺得這兩者都要思考自己的社會責任。不論是作家、學者、文藝家，還是有關部門的領導，都有一種社會責任――即使是小人物，或者是人微言輕，別人不會注意，但是藉助了先進傳媒手段有可能會影響很多人。那麼反過來受眾關心的人物及重要的、國家掌控的傳媒平台，能夠不對所傳達的信息負責任嗎？ 做歷史的通俗解讀並不是新現象 記者：您曾為【明朝那些事兒】這本書作序，它在圖書出版和解讀歷史上可以說創造了一個奇蹟，讓人們知道了歷史可以這麼寫，可以這麼廣受歡迎。加上【百家講壇】等傳媒的推動，幾年之前就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民間的『明史熱』。對於歷史的通俗解讀，您認為是好事嗎？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是只把學術做好就行了嗎，還有沒有義務要去向大眾澄清真實的歷史？ 毛佩琦：我提出過『歷史需要通俗解讀』。為什麼歷史需要通俗解讀？因為歷史不僅僅是官方的，它不只在廟堂當中，歷史就活在酒樓茶肆，活在說書場，活在戲劇舞台上，活在小說上，活在評書藝人的口頭上，你不要他們解讀，他們隨時都在解讀。每個人都是歷史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是歷史的解讀者，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有一些人做這個工作。 專業研究如果不和社會民間接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發揮作用的。如果一種理論的解讀和學術的研究，只停留在紙面、課堂、圖書館，它的傳播範圍，它的有效性，它的社會效益又如何呢？歸根結底，任何學術成果是希望被更多人了解、希望傳播給大眾的。治史目的就在於『資治』，我們面對現代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需要從歷史中找到經驗教訓，這種歷史的經驗教訓，需要有學術的專業研究。所以應該有一些學者為此作出努力。事實上，歷來的大家都是這樣做的，比如我們近代的一個大學者顧頡剛編過『中國歷史小叢書』，後來吳晗也主編過『中國歷史小叢書』，前者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後者的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們都在做溝通民眾和學界的一個橋梁，並沒有多少所謂廟堂和草根間的鴻溝、界限。 我常常說，『最難得的是大家寫小文章』，因為大家能掌握精髓，能用最精煉的語言表達最核心的價值、最核心的理念，所以要提倡大家寫小文章。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有一個傳統，以天下為己任，讀萬卷書，為的是承擔社會責任，啟發民智就是一項重要的責任，歷來就是這樣的。你把自己的學問，搞成曲高和寡的，讓人家都不能夠理解，那不是真正的學問家。中國有這個傳統，做歷史的通俗解讀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它是在一個新的時期，利用新的平台，利用新的傳播手段，在繼續先賢所做的工作。 把明史更多的知識傳遞出去 記者：從您自己治學道路上選擇的明史，您個人覺得明史有什麼特殊之處？簡單介紹一下您認為它最有價值的地方？ 毛佩琦：明史是離我們比較近的歷史，是中國傳統社會鼎盛時期的歷史，有人說，漢唐很盛，可是你聽說過沒有，明朝很盛，有句話叫做『遠邁漢唐』；明代又處於一個轉型時期，明朝末年出現了向近代的轉型，因此它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上，是一個很特殊的時期，值得我們關注。有人一提起明朝就想到宦官專政、錦衣衛橫行、專制主義和社會腐敗，但『治隆唐宋』『遠邁漢唐』才是明史的真實寫照，清朝因看到明朝制度的優越而選擇了繼承，事實證明，該制度也支持了清朝200多年的歷史，據史料記載，明朝時期使臣 『舟車所至，無遠不屆』，其影響『東西抵日出日落之處』，在強盛時，其疆域和影響遠超漢唐。這些都是史書上的原話，但很多人不知道，只看到了他的衰敗。哪個朝代沒有衰敗呢？ 對明史有很多誤解誤讀，或許人們對明代的了解不如對其他朝代的歷史了解得多。明朝究竟是怎麼回事，不能讓它是一片空白，在這種情況下，關註明史就成為一種社會需要。我需要深入研究明史，並且要讓更多人了解它，我們有責任把明史的更多的知識傳遞給大眾。 海內外歷史研究走向越來越趨同 記者：【劍橋中國史】系列，還有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等，影響很大。國外及外籍人士研究中國歷史，他們的學術特點與國內有哪些不同？對我們來講有什麼可以借鑑呢？ 毛佩琦：長期以來，由於交流不多，東西方的研究課題、研究理論、研究角度有很大的差異，但是最終是會殊途同歸的。為什麼？因為我們面對的歷史是一個，而史學研究的目的是追尋真相，提供思考。這在中外並沒有什麼不同。可能在雙方文化交流出現斷裂的時候，它會獨立發展，但當交流發生比較頻繁的時候，就會『你的論點和你的理論我也理解了，我的論點和我的理論你也理解了』，雙方互相交融，互相學習，大家都會用不同的理論去解釋同一段歷史。這二三十年以來，海內海外對於歷史的解讀，對於歷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越來越交流和融合，雙方的差異逐漸縮小，從研究的選題、方法、範圍到得出的結論，都在趨同。前幾年我參加在浙江召開的國際明史研討會，做學術總結就提出當前明史研究的這一個特點――海內外研究選題、研究方法的趨同。 【劍橋中國史】是集合了海外的一批學者寫的一部中國史。在我國改革開放，國門剛剛打開的時候，它可以帶來一些不同的觀察中國歷史的角度，它對於中國歷史的解讀，對大陸地區的學者有很多啟發，它也對中國歷史的研究是有貢獻的。很多的國內讀者對它也有比較好的評價。但是並不是說，它就是一個非常權威的，或者是不可逾越的，它是當時時代的產物，它是在那個地域，在那一批學者當中形成的一種共識。現在，我們的學術已經發展了，現在我們看，我們的海內海外的研究應該說超越那時候了。 黃仁宇提出了『大歷史觀』的觀點，這是他觀察歷史的一個方法。很多學者對他的方法提出了批評。特別是在我國台灣地區，召開了專門的研討會，把他的方法批得一無是處。對此，我們這裡不展開。但黃仁宇的文筆，我很欣賞。他用活潑的文筆來展示一個時代，他讓你如臨其境，如見其面，如聞其聲，這樣就好像帶你走進那個時代，不知不覺受到他的影響和感染。所以，台灣學術界的朋友也說他更像個文學家，或是更像小說家。他的真正價值在於開創了歷史寫作的一種新面貌。 關於歷史劇創作的四句話 記者：現在冠以歷史劇的電視劇已經在熒屏上盛行，人們習慣將和歷史沾點邊的都稱為歷史劇，前幾年有【貞觀長歌】、【大明王朝】，現在熱播的有【楚漢傳奇】等。而【隋唐英雄】和【隋唐演義】是根據評書改編的，竟然也被人稱為歷史劇，那麼在您心中的歷史劇應該是怎麼樣的，有沒有必要劃個界限？您對現在的文藝領域創作歷史劇的原則如何把握？ 毛佩琦：什麼是歷史劇？穿着古裝的劇可能是歷史劇，可能僅僅是古裝戲。古裝戲不等於歷史劇。歷史劇的本質是真實，它的核心也是真實。古裝戲可以演繹、可以編造，甚至可以穿中國古代的服裝演出莎士比亞的劇作，但歷史劇要說歷史。 我認為，創作歷史劇應該遵循這樣四句話：『大事不虛，細節精緻，剪裁生發，把握本質。』作為文藝作品，大事不虛假，不能關公戰秦瓊，不能給人錯誤的歷史認知；細節真實精緻，穿着什麼服裝、使什麼用具，要符合時代，在細節上一旦穿幫，觀眾對整個戲就懷疑了；剪裁生發，你可以剪裁，你可以設想各種的情節，他沒說過什麼話你想他可能說過什麼話，可能怎樣做，前提是不違背本質；把握本質，就是戲的整體必須把握本質，如果說這句話不是這個人物可以說的，不是這個時代可以發生的，不是歷史的必然，就錯了。歷史劇中虛構的成分，必須是符合歷史本質的，可以稱為藝術的真實，藝術地再現歷史的真實。對於創作歷史劇，我同時還有兩句話，一是『歷史學家，應該給文藝家留下更多的空間』。不要說歷史上沒有記載的，文藝家就什麼都不能寫，那搞什麼文藝創作，怎麼想象，怎麼描述？歷史學家一定要給文藝創作者更大的創作空間。在不違背歷史本質的前提下，容忍度大一些；反過來，第二句話是『文學家要給歷史學家和給學術更多的尊重』。要更多的尊重，你不要說什麼東西都可以任意解讀，有些是不能亂說的，而要把握本質。這就要求對歷史學的研究的成果，對歷史學家的意見，給以更多的尊重。如果我們把這個分寸拿捏好，雙方達到最契合的、最佳的境界，那就會產生高質量的歷史劇。 歷史研究要有『三個堅持』 記者：有的人說，中國人痴迷歷史，西方人鍾情未來。您對這種觀點怎麼看？ 毛佩琦：首先這個判斷是錯誤的，外國人也非常重視歷史，如果說外國人不重視歷史是無知的，國外所有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研究這些都是從歷史出發的。我們可以想想馬克斯的【資本論】是不是從人類社會發展開始講的，然後再講資本怎麼回事。恩格斯的【國家與社會起源】，講的是人類社會發展史。包括【第三次浪潮】這樣的經濟學著作，也是以歷史為背景的。各個國家都重視歷史。實際上所有對歷史的解讀都是現代的解讀，是想從歷史當中找出一種經驗，認知歷史發展的趨勢，判斷歷史的走向，找出對付現在所遇到問題的解答方式，應對的方法。歷史它解決不了計算機的問題，但是它可以解決人的宏觀思維問題，它可以解決人類的命運問題，它可以解決人的社會問題，解決人的心靈問題。 在歷史研究中要有『三個堅持』：一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要為了功利性的東西，使我們的研究走上歧途，也不能為了個人感情去曲解歷史；二是要堅持進步的原則，不要倒退，研究明史不要倒退到明朝，研究朱元璋不要崇拜朱元璋，研究清史也不要回到跪下當奴才；三是要堅持尊重先賢研究的成果，尊重成熟的歷史認知，那許多是前人通過艱苦勞動得來的結論，有些是經過幾代人，付出鮮血得出的結論。歷史上久經考驗的結論，如果沒有新的材料，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就不要輕易推翻。如果我們把握了這三點我們研究歷史就是穩妥的、紮實可信的，就不是倒退的。 時代的、進取的、未來的國學 記者：您在接受某些媒體採訪時說過『國學熱是民族復興的一個標誌，是一種精神的覺醒，一種集體民族身份的自我認同。』您能不能再談一下對國學熱的看法。 毛佩琦：現在的歷史熱實際上是國學熱的一部分。國學呢，一定要區別其中的保守的、僵化的、倒退的東西。我們提倡的是時代的國學，進取的國學，未來的國學。現在我們的國學是時代的，因為每個時代都在豐富國學的內容。敦煌文書什麼時候發現的？上世紀初。甲骨文什麼時候發現的？上世紀初。對它們的研究是國學嗎？時代的國學，一定是新的材料、新的內容，再加上新的解讀、新的認識。 為什麼是進取的國學？未來的國學？這次國學熱絕對不是說國學受到了很多侵害，我們要頑固保護這個陣地，不要讓別人攻破。這次是國學主動出擊，是進取的，是來尋找它的當代價值，探索對於當代問題的解答思路，當用西方的學問，沒有能解決問題的時候，我們來看看國學能否給我們以不同的啟示。我們可能會面對很多的我們所不知的領域，國學當中可能會蘊藏着面向未來的智慧，給我們一種思路。時代的、進取的、未來的，這也是我研究歷史的一種出發點。 相關鏈接 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明清研究中心、歷史文化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員、故宮博物院明清宮廷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專業委員會主席團主席。長期從事中國明史、社會生活史、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論】、【永樂皇帝大傳】、【鄭成功評傳】、【平民皇帝朱元璋二十講】、【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主編有【歲月河山――圖說中國歷史】、【歲月風情――中國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通史・明代卷】、【中國狀元大典】等。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主講明史、【中庸】等，影響廣泛。 來源：中國文化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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