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復興:現代世界觀條件下的道統回歸（4）

法其所法：傳統文化所展現的科學歷史動力系統

世界範圍內偉大思想家中，其思想古代曾經長期佔據統治地位，現代仍呈衝擊主流之勢的，唯有孔子了。作為信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共產黨人，不得不探究這一漫長歷史事實背後的真理品格，不得不深刻揭示孔子對歷史動力機制的認識。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發現，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進行了系統詳細的闡述。讀通【論語】，明曉了孔子思想中天命、仁、禮等核心內容後，可以看出孔子的歷史觀與歷史唯物主義有着本質層面的辯證統一。我們先來考察這種統一。

第一，唯物史觀認為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具有客觀性。『絲毫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2]從表面看，社會歷史似乎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而實際上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隱蔽着的必然性支配的，問題的關鍵在於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一般運動規律。孔子認為，天是世界主宰，世界萬物萬法之間存在着『一以貫之』的普遍聯繫。他並不認為天是人格神，不信鬼神，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對天命有着科學的態度，【憲問】記載：『公伯寮遄勇酚詡舅鎩Ｗ臃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這是明確闡述天命與道關係的章句，孔子認為天命是客觀存在，自有其規律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道是人、社會的主觀存在，是思維對天命的反映。他對天命進行了長期的思考，『下學而上達』，『五十而知天命』後周遊列國十四年，矢志弘道，倍嘗艱辛，歸魯時已是垂垂老者，如果沒有對天命論、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是斷然沒有這種力量的。

第二，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大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是歷史的根本動力，階級鬥爭是其在階級社會的直接表現。如果把握了孔子思想的漸進過程，就能明曉他也充分認識到了這一歷史動力。【子路】記載：『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這是樊遲首問，體現了孔子早期的思想。這時期的孔子不關心稼、圃之術，也就是不關心社會生產，他認為構建正確的政治秩序才重要，重視的是上層建築，而不是經濟基礎。他周遊列國的初期仍然抱着這種看法，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理想的政治制度，連公山不狃、佛Z這樣的反叛者都想去輔佐，以為憑自己的思想就能改變一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然而，在困難重重的現實中，在廣泛實踐的錘鍊中，孔子的思想豐度漸進飽滿，尤其是荷丈人罵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就是說不搞生產政治最好又有什麼用？此罵切中要害，涉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層與上層建築的社會發展動力問題，孔子無以反駁，困頓之境強烈地震撼了他，激起他深刻反思：弘揚天道除了思想定力和滿腔熱血外，還必須要有王者的覺悟和權威，必須要有人民的覺醒和力量；弘揚天道除了使社會秩序井然有序外，還必須使人民生活富足。他反省到自己的思想體系輕視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缺陷，深刻理解了歷史自有其發展邏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時期他的思想升華到『無可無不可』的從容自若的境界了。對國家的評判有了科學標準：『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話是針對邦說的，不是針對人說的。邦有道無道是第一層標準。邦無道，即使這個邦富且貴，那麼也是亂邦，不能居；邦有道，卻是貧且賤，則是危邦，不要入。危邦亂邦都不是善道，不是善邦；善道善邦是有道且富且貴，這是第二層標準。孔子這一標準的哲學和政治內含是：堅持以宇宙真理為指導思想，同時把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等同起來，並重人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也就指明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辯證關係，概述了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子路】記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認為治理國家，除適當發展人口外，發展經濟是第一步的，發展文化是第二步的，先經濟基礎後上層建築。這與他早期的思想已經明顯不同，顯示了他對歷史發展動力和邏輯的洞明。

第三，提出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偉大人物具有重要的歷史作用的基本原理。孔子認為，道雖然是指導一切社會活動的規律性，但是並不具有自由意志，人才具有弘揚真理的主體性、能動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大人，侮聖人之言』，聖人知天命，大人行天命，偉大人物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對歷史有重要作用。孔子特別重視教育，着力培育君子階層，目的就是引導君子階層發揮品德上的純潔性和思想上的先進性，帶動人民踐行真理，正確創造歷史。

這三條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可見孔子的歷史觀與唯物史觀具有統一性，孔子思想的超時代性有着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根源。那麼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發展動力的認識到這裏就完結了嗎？沒有完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並不認為自己的理論是完結的，馬哲並未實現歷史觀與宇宙觀、唯物論與辯證法的通融，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160多年的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充分暴露了這種缺撼。在孔子思想裏，則呈現不盡相同的情況。孔子反覆說『吾道一以貫之』，就是說他所有觀點背後的邏輯性是一以貫之的。他『五十而知天命』，洞悉了宇宙真理一以貫之的邏輯性，思想高度達到頂峯；『六十而耳順』，明曉了社會運動一以貫之的邏輯性，思想豐度達到頂峯；『七十而從心所欲，不u矩』，個人身心活動遊刃於自由王國，不逾越一以貫之的宇宙規則，實現了天人合一。可以看到，孔子把人的活動、社會活動、歷史運動、自然運動的規律性都統一到天命上去了。當然，由於古代『天在上、地在下』的世界觀局限，孔子並不認為天命論已經完備。他作【春秋】，把天命觀和歷史觀蘊含於歷史事實當中，並說『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對自己思想的正確和缺陷十分清楚。應當看到，這不是孔子個人能力的局限，而是時代的局限，是人類整體認識能力基於經驗推理的局限。歷史觀的實質是宇宙觀在人類社會運動上的投影，歷史運動的邏輯性最終要統一到宇宙運動的邏輯性上去，就個人素質而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洞察了邏輯的必然，孔子則洞悉了必然的邏輯，兩千多年歷史實踐以及孔子思想強盛的當代生命力也足以證明天命觀和唯物史觀的真理性。

通過對孔子思想的系統研究，我們可以認識到：孔子洞悉了世界本原，真正解答了『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的問題，把宇宙觀和歷史觀統一起來，認為人的思維能力和水平是人類歷史運動的最大前提、最大動力、最大成果，形成了古代世界觀條件下最正確的哲學思想。他對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管理模式的思路分為兩個有機部分，第一部分體現真理原則：透徹認識世界本原，以天命作為唯一的指導思想，尊奉對天的信仰；尊崇天人合一的仁者，只有樹立文化的絕對權威，民族思想才能形成凝聚力、向心力、號召力和戰鬥力，這是由文化的本質決定的，也符合社會運動邏輯和大眾的認知習慣；施行禮治，禮是符合絕對真理的人、社會、國家的行為規範，齊禮才能辨是非、序尊卑、分重輕、別進退、知榮辱、明愛憎，復禮才能達仁；倡學重教，培育君子階層，君子階層具有品德上的純潔性和思想上的先進性，是社會歷史運動的引領者。這一部分思路可以概括為『奉天明道，尊聖立魂，齊禮達仁，致思求真』，其指導思想是：社會管理的實質是不斷改進人的主觀世界從而逐漸深化對宇宙絕對真理的認識，實現一定條件下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辯證統一，從而實現社會和諧有序；社會管理的立足點、着力點、落腳點是科學的思維方式；其實現途徑是洞悉真理的聖人指引先進階層，先進階層引領人民大眾，人民大眾整體世界觀的進步又推動對一定條件、一定範圍的突破，從而開展在新的條件、新的範圍下的思想和社會運動。第二部分體現價值原則：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之要在於為廣大人民謀利益；還說『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持進取包容的態度看待人生和歷史。這是反映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地方，體現了對歷史發展道路和方向的正確把握。孔子思想中和諧穩定的上層建築模式就是真理原則和價值原則的融合，當然他也清楚這一模式構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

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朝更國亡頻繁，但在社會管理方面，有幾樣東西始終沒有變：一是對天的信仰沒有變，二是對孔子的尊崇沒有變，三是禮法兼治的政治體制沒有變，四是尊儒重教、開科取士的人才培養選拔機制沒有變，五是為政以德、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沒有變，六是進取包容的歷史態度沒有變。此六條是古代中國社會管理的骨架，是中華文化繁榮永續的內在稟性和機制保障。前四條體現中華民族對真理的準確探索和遵循，後兩條體現對價值觀的正確抉擇和把握，其底層思想概括起來說就是宇宙真理決定歷史、知天哲人發現歷史、先進階層引導歷史、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就是傳統中國道統的內核，也就是傳統文化所展現的科學歷史動力系統。這也從實質層面揭示了孔子的世界觀確實代表了傳統文化的世界觀。

真理一旦被人民掌握，就獲得創造歷史的力量。古代中國社會遵循『奉天尊孔、齊禮致思、據德持進』的核心管理模式，把真理原則和價值原則融合起來，創造了波瀾壯闊、燦爛輝煌、連綿不絕的偉大文化。其他文化由於沒有完全理解科學歷史動力系統，要麼發展緩慢、停滯不前甚至消失，要麼另起爐灶、斷續發展，缺乏社會的普世性和歷史的統一性。近代科學和地理發現雖然首先從現象層面推翻了古代世界觀，並在對絕對真理的探索過程中取得了偉大而豐碩的成果，但並未完成對絕對真理的認識，因而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和諧穩定的社會管理模式至今仍未建成。應當看到，古代中國核心管理模式由於具備方法論和認識論方面的科學性，因而對現代中國仍然具有傳承價值。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3]現代中國可以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推進到一以貫之的境界，再依據本體論的改變情況，在發達的經濟基礎之上，對古代中國社會管理模式進行現代世界觀的、社會主義的改造，重建科學的歷史動力系統，以建立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完全實現文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應當認識清楚的當代歷史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