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怨氣從哪兒來

中國據說已經崛起，這並不是空穴來風，過去30年取得的經濟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說首屈一指。中國徹底改變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窮困和飢餓，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東亞病夫』。在世界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大國在這樣短的時間內發生這樣快的變化。特別是中國從改革開放前『閉關鎖國』的狀況，變成了全面開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國家。和世界上不論是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比起來，中國的經濟成就令人羨慕。俄羅斯、日本、東歐、拉美，更不用說非洲國家，無論生活的提高、政治的進步，還是國際地位的提升，誰也比不上我們。當然，我並不是說我們已經很好了，已經是先進國家了，我是說，我們進步的速度確實叫人大爲驚異。30年前任何人做夢也想不到有今天這樣的局面。

可是同樣叫人喪氣的是，社會的怨氣特別大，社會的矛盾也特別多。百姓在互相交談中，在網上的評論中，很少有人感到滿意，倒是牢騷特別多，還有所謂的『中國崩潰論』。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氣大，動不動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樣的感覺，很怕社會不穩，把穩定視爲壓倒一切的目標。每逢國家有慶典，比如十一閱兵、奧運會開幕、人大開會，就成了警察最忙的時候，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連老太太都被動員出來巡邏，商店裡連菜刀都不許隨便賣。這樣的情況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獨一無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氣又這麼大，到底是什麼原因？外國人對此覺得無法解釋，我們自己也說不太清楚。

比較普遍的說法是貧富差距造成民怨。這不能說沒有根據。貧富差距到處可見，而且給人的眼球和神經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劇是和經濟增長同時發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結果。收入的不平衡隨著經濟增長而加劇，因此不平衡造成的不滿也同樣在加強。當前全國上下都注意如何緩解貧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衡看成緩解民怨一個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觀地比較一下，這個結論怕經不起檢驗。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發怨氣，但是也未必，這同時取決於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區。香港同樣是中國人，文化傳統是一樣的。相距不到100千米，每天都有幾十萬人出出進進。香港的基尼係數比內地還高，2002年時是0.45，現在上升到了0.5。內地的基尼係數是0.45，分配比香港還更公平一些。內地相對較高的基尼係數主要是城鄉差別造成的，僅僅看城市或僅僅看農村，各自的基尼係數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來，不平等就特別大了。香港沒有農村，它是一個城市地區，不存在城鄉差別，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鄉差別的內地還要大。香港的面積又非常小，沒有地區間的差別。不像在內地，東西之間自然條件有非常大的不同。這說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爲的。而內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係數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離很近的人之間收入的差別這樣大，比起遠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樣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極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別並沒有引起社會的不穩或很大的民怨。的確，香港也有它自己的問題，曾經發生多次幾十萬人的大遊行和靜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爲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內地則不同。

民怨大的另一個說法是貪污腐化。可是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遠不是最腐化的國家。政府腐敗是發展中國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國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較起來東南亞算好一點的。就拿我們的近鄰來看，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尼泊爾、泰國、柬埔寨、越南、俄羅斯等，它們在透明國際的廉潔排行榜中除了馬來西亞比我們好，其餘都不如中國。中國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國排在第八十多位。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尼泊爾、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後（2009年數據）。這些國家有沒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難調查。但是從國際上大部分學者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可知，中國的確是問題最多的國家之一。經濟雖然很好，前景很不確定。問題不在經濟上，而在社會中。

中國的民怨來自何處？我的直觀感覺是社會正義的缺失。正義缺失是什麼意思？簡單講，就是不講理。古語說『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現在，不跟你講理，所以有理沒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講理的人什麼社會裡都有，中國的特點是某些政府官員不講理，不主持正義，所以不講理變成了民怨。

一個社會是需要有正義的。大家都講理，不動武，講理能講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從武力，這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如果講理講不通，必須動武，這個社會就非常危險。正義從哪兒來？政府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許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義的服務。政府自己要講理，帶頭講理，政府還要幫助別人講理，這就是正義的服務。得人心者得天下，這是千真萬確的。可是現在的某些政府官員不講理了，社會就陷入了危險。

中國每年有成千上萬件民告官的訴訟，但是勝訴的不到10%。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還抓上訪求訴正義的人，關他們，打他們。還要打壓幫助百姓維權的律師，找他們的碴，罰他們的款。百姓伸張正義的道路非常艱難，成功的機會非常微小。社會陷入正義無望，於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當官民發生矛盾時，民眾不分是非，一概認爲政府是錯的。社會的秩序靠假話來維持，假作真時真亦假，假話說慣了，政府說真話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辯。

收入差距和貪污腐化是社會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錯了，治理就不能見效。既然問題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員不講理，全社會必須恢復講理的風氣，尤其是政府必須帶頭講理。應該說，政府也很想講理，所以有龐大的宣傳部門，每天從電視到廣播，從學校到機關，無時無刻不在宣傳黨的政策。這種宣傳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調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時候，問題就顯露出來了。要想幫助他們恢復講理，必須回到黨章中所說的，中國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私利。放棄私利，恢復講理，這是解決民怨的唯一道路。

中國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謂共和（republic）從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講和平，放棄武力。用共和來翻譯republic非常恰當。大家都講理，矛盾通過說理來解決，這是一個先進社會的基本標誌。反之，一個落後的社會就是一個不講理的社會，憑武力解決問題。比較各國的發達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國家活動中的作用，就能判斷得差不多。最發達的國家，武裝力量只用於警察和國防，絕不參與國內的政治。管理國家的武裝是一門很專業的學問，是由專業人士來做的。很少有哪個國家領導人是部隊行伍出身的，因爲他們需要的知識不同。越是欠發達國家，領導人越是依靠武裝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時刻防備武裝政變。講理的作用在最不發達國家裡幾乎等於零，事情的決策全靠武力。但是在發達國家裡，必須通過講理才能拍板。

通常，百姓是沒有武裝的（有些國家的百姓可以擁有武裝，如美國），他們只能靠講理來生存。如果他們的生存受到威脅，講理又講不通，國家就不穩了。國家領導人或政府也希望穩定，於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講理。爲什麼從講武力到講理這麼困難？主要因爲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夠解決問題。要想建立一個講理的社會，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條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認識到講理的必要性，願意放棄武力，提倡講理，將社會引向善治。這是從講武力轉變到講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難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規矩，使講理能解決問題，不會回到講武力的狀態。這需要雙方都有彼此尊重的習慣，有讓步的思想準備，有遵守法律的意識。這時候民眾是不是講理，願意妥協讓步，達成協議，成爲關鍵。我們現在只感覺某些政府官員不講理，其實百姓同樣存在不講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國家雖然有全民投票的規則，可是失敗的一方不承認自己的失敗，繼續上街鬧事，最後不得不靠動武解決問題，『共和』又走遠了。

的確，社會有紛爭的時候，通過談判不見得總能達成協議，所以最後必須有不動武的解決辦法，那就是通過全民投票解決問題。比如決定國家領導人，如果兩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決，那就是民主憲政制度。有了這樣一套規矩，社會就能講理，就一定能穩定，民怨也就沒有了（註：民主問題在後面內容有詳細論述，此處暫不展開）。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裡來】 茅于軾著 群言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