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思想 我們能否不再"站隊"

不久前，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在美國去世。在一些人看來，這位『憲政經濟學之父』留給後人的財富絕不僅僅是創建了公共選擇學派，還有不偏不倚、不黨不私的爲人處世之道。

他曾激烈批評推崇政府主導經濟的凱恩斯主義者『背棄了兩個世紀的經濟學教誨』，也毫不客氣地嘲諷信奉自由市場的芝加哥學派過於輕率、樂觀。他會因爲『過右的想法』激怒所供職大學的左翼團體並被迫離開，但同時他也是左派自由主義者約翰・羅爾斯的至交好友。

獲得諾貝爾獎那一年，他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從不感覺有必要加入某派，或是站隊。』

這種看似搖擺的立場，曾讓不少中國擁躉感到不解。坦率地講，今時今日，無論是在思想界的學術討論，還是網絡生態的私人聊天，討論問題之前先問立場派系、再問是非的思維方式並不鮮見。

哈佛大學哲學教授桑德爾也遭遇過相似的尷尬。在新書【錢不能買什麼】中文版推出之際，他原本期待能引發一場關於金錢與公正的公共討論。結果反對他的人大有人在，而且理由讓他有些摸不著頭腦――有人稱其爲『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有人管他叫『大左派』，說他『要重回計劃經濟』。

簡單來說，扣上這幾個標籤，這位美國學者就算是『被站隊了』――管你什麼觀點，我連看都不看，咱不是一派？那就此打住，甭聊了！

曾幾何時，在分清敵我排在吃飯睡覺前面的年代，立場鮮明是一種必要的謀生方式，每個人都害怕被評價『立場不堅定』。但在現代的公共生活中，以貼標籤爲特徵的站隊思維必然會以將觀點極端化的方式，消解掉理應具體化的論證環節。

問題是，凡值得展開思考的具體問題，恰恰具有大量複雜微妙的灰色空間。還以布坎南爲例，他曾痛斥『美國應該設立最低工資』的觀點違反市場供求關係，同時還呼籲徵收遺產稅是維護社會公平的有效方式，那麼，按照站隊論者的邏輯，他到底應該算是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還是『民主社會主義者』呢？事實上，布坎南並不憚於撕掉標籤，就連在諾貝爾領獎致辭里，他也不忘公開反對以諾貝爾獎爲導向的科學精英主義一把。而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思考上的獨立性爲其贏得了莫大聲譽。

在一場文化沙龍中，學者劉瑜談及青年覺醒的問題時有一番精當的見解。她說，青年的覺醒並不一定是站隊的問題，並不一定是你從左向右，或者從保守向自由。青年覺醒的標誌是你從集體主義思維方式的禁錮中解放出來，運用你自己的頭腦和理性進行思考，運用你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去思考。

這話聽著耳熟。胡適先生曾說，世界上最有強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西諺也有云：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中國還有句老話，幫理不幫親。

但現實是，在本該讓真理愈辯愈明的言論自由市場裡，有質量的討論往往被某種粗暴邏輯所綁架。很多人討論問題前考慮的是對方的派系，或者權衡到底站在哪邊更安全，面臨的群體壓力更小。推己及人的思維慣性則是，當他人發言時，我們也必習慣以動機論度之，甚至以動機是否純粹屏蔽對於具體問題本身的思考。

一次，我的3個朋友關注了同一場網絡公共討論。其中，A朋友感慨：『大家又紛紛站隊了！』B朋友則說：『怎麼C也發言了，她是被迫捲入的嗎？』而C朋友的心態最有意思，她在發言前憂慮地說：『不是所有人都要站隊的，但要是我參與了討論，大家會不會說我在站隊？』

琢磨起來，這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好比我們坐在電視機前，看見個拿麥克風的，人還沒張嘴呢，『啪』的一下就換台了：『假唱！』這何嘗不是另一種的標籤化？長此以往，當真唱的都不好意思張嘴的時候，音樂也就離變味兒不遠了。

說得更直白一點，當眾多發言者失去獨立，當爲數不多的獨立發言者失去勇氣，當所有圍觀者的眼中只剩下動機卻失去討論具體問題的耐心與能力，公共生活必然會日漸貧瘠。損害這些的並不是公權力，而是我們自己。

日復一日，我們無限歡愉地嘲諷或質疑站隊者標籤化他人。某天定睛一看，原來所有人都站在隊裡，只不過他們站在隊首，我們站在隊尾。

此刻，又想起去世的布坎南。若他有機會來到中國，想必一定有人會把他的表態和茅于軾當年 『替富人說話，爲窮人辦事』的表態歸爲一隊，並狠狠地說上一句：騎牆派！（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