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實證明,分析型科學包打不了天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分析型科學體系的不足愈來愈明顯,愈來愈適應不了客觀世界的發展與需要。於是,整體性科學迅速地發展和崛起,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得到重視,富有整體性的、天人合一論的人文性的中華自然國學開始復興。
對民眾而言,自然國學是一個既生疏又新穎的詞彙。它是我們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如何發揮重要作用』的課題研究中,於2001年提出的新研究方向。它比20世紀初出現的新詞彙『國學』晚將近100年,然而它與國學一樣地古老,都早在被稱爲軸心時代(或稱原典時代)的春秋戰國時期即已成爲一門學問。 百餘年來,中外學界對國學或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中的政治觀、思想觀、文學觀、歷史觀、倫理觀、經濟觀、社會觀等進行了大量的系統的研究,著作不計其數,並成就了當前社會上的『國學熱』。但是,對國學或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中的自然觀、科學觀、技術觀等,不但缺乏全面系統的研究,著作鳳毛麟角,而且至今被各個方面所忽視。這嚴重地影響了國學的全面復興和發展,影響了當代科學技術的原始創新和當代社會的持續發展,也影響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技術現代化的進程。 (一) 那麼,什麼是自然國學? 自然國學是指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中的自然和科學技術部分及其對它進行研究的學問,正如現在大家公認國學是指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及其對它進行研究的學問。它包括中國傳統的自然觀、科學觀、技術觀、方法論,以及中國傳統科學技術的各個門類和領域,如天學、地學、算學、醫學、農學、水利、營造、冶金、災害等。它與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中的文學、史學、倫理學以及政治觀、思想觀、經濟觀、社會觀等人文社會科學內容(簡稱人文國學)同樣重要,同樣輝煌,同樣是中國學術文化的精髓,共同哺育了偉大的中華民族,共同書寫了中國五千年的燦爛歷史。 中華自然國學材料之富遠超出人們的意料之中:從孔夫子提出『多識於鳥獸草木』、『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的山水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技藝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科學觀,經荀子的【天論】、鄒衍的『大九洲說』、屈原的【天問】等,到【爾雅】成爲中國和世界上現存最早的科學分類著述；從漢代的【九章算術】、張衡地動儀,到南北朝祖沖之的圓周率、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從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到晚明的六大科技著作(朱載幀獨致扇書】、李時珍【本草綱目】、徐光啟【農政全書】、宋應星【天工開物】、吳有性【溫疫論】、徐霞客【徐霞客遊記】)；從宋元算學四大家(秦九韶、李治、楊輝、朱世傑)、宋元農學四大家(陳甫、元代司農司、王禎、魯善明),到金元醫學四大家(劉河間、張子和、李東桓、朱丹溪)；從東晉陶淵明的田園詩,到北宋蘇東坡的『大江東去』、清代曹雪芹的【廢藝齋集稿】；從被日本學者山田慶兒稱爲『被遺忘的自然學家』南宋朱熹的宇宙觀,到清代王夫之的格物學、近代孫中山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進化思想。中華自然國學是一座富礦,其材料之富居世界之首。 中華自然國學成就之著,對世界貢獻之大也遠超出一般人所知。遠古時期,中國是世界三大農業發源地之一(另兩個是西亞、南美),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另三個是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世界軸心國時期(約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中國是世界三大軸心國之一(另兩個爲古希臘、印度)；有甲骨文記載的商周以來至17世紀上半葉,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一直居於世界前列,時間上前後長達三千年；在公元3―15世紀,中國的科學技術則獨步世界,占據世界領先地位長達千餘年；據統計,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1500年間的2000餘年中,中國的技術、工藝發明成果約占全世界的54%,也就是說這2000多年中中國的技術、工藝發明成果超過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發明成果的總和。而且,中國這些發明成果質量之高、對世界影響之大亦是不多見的:例如『十進位值制』,成爲當今全世界計數的標準位值制度,誠如英國學者李約瑟所言:『如果沒有這種十進位制,就幾乎不可能出現我們這個統一化的世界』；再如四大發明(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火藥),開創了計量航海時代、紙文化時代、印刷文化時代、熱兵器時代,才有歐洲的近代化和資本主義的社會。日本學者藪內清在1982年說:『沒有中國四大發明的西傳,就沒有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而沒有文藝復興運動,也就沒有歐洲的近代化』；馬克思在1861年指出:這些發明『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英國哲學家F・培根在1600年即認爲:這些發明『已改變了全世界的面貌和世間一切事物的狀態』,『任何帝國、任何宗教、任何巨人在世間都沒有這些技術發明所帶來的影響大』(【新工具】)。 (二) 中華自然國學具有整體型科學體系,有鮮明的整體性、生成性、有機性、直覺性、人文性等特色。這與中國人著眼於時間的流動和延續,把對時間的體察看得重於對空間的度量有關；與中國人尊重和熱愛生命,推己及物,視天地萬物都有生命的存在,視自然界爲生命的不斷的孕育過程密切相關；與中國人的思維具有內向性,擅長通過體驗、直覺等內省性形式認識外部世界相關聯。這些決定了中華自然國學對世界的認識,重綜合而不是分析,偏重於整體而不是局部,偏重於直覺而不是邏輯、演繹。在西方,隨著工業社會發展而形成的近代科學,是分析型科學體系,具有明顯的分析性、還原性、構造性、邏輯性、演繹性等特色。這與西方人在傳統上視空間重於時間,把世界看成是物理的密切相關；與時間性虛、空間性實,時間只能共享、空間則可以切割和占有,時間的本質趨向綜合和整體,空間的本質則趨向分解和並立有關；也與西方人喜愛分析、趨向於外向性思維,側重有形的實體與物質構成,在群體中強調個人的獨立價值,在整體中注重局部的構成,具有分割研究和講究邏輯、演繹的傳統相關。 東西方人的思維、文化頗有對稱性的優勢互補,東西方的科學體系亦有頗爲對稱性的優勢互補,本應該取長補短,協同發展,這有利於西方,有利於世界,也有利於中國。但是在強權主義時代,西方獨尊,西方獨霸,他們絕不允許被征服的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強盛,絕不允許被征服的國家和地區有話語權。因此,他們推行的分析型科學體系統治全球後,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民族傳統科學體系被迅速地邊緣化,中華自然國學直線地衰亡:天學、地學、算學、農學……先後消亡,自然國學的重要內容之一的中醫,也沒有得到應有重視。1929年初,新成立的國民政府衛生部主持召開了一個全國中央衛生工作會議,會議通過了一個【舊醫登記案】,訓斥中醫爲『舊醫』,明確提出要『廢止中醫』。議案一出,全國譁然,請願抗議活動不斷,議案無法執行,最後不了了之。但是,以後的廢止中醫的聲音時而不斷。 (三) 事實證明,分析型科學包打不了天下。不可否認,近幾百年所建立起來的龐大分析型科學體系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造就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繁榮和大發展,造成了史前無例的工業文明爲世界歷史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分析型科學重視局部,忽略整體；重視結構,忽略功能；重視線性運動,忽視非線性運動；長於分析,短於綜合。客觀自然界卻是局部與整體的統一,結構與功能的統一,線性與非線性的統一；客觀實際不但需要分析,還要綜合。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分析型科學體系的不足愈來愈明顯。突出地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分析型科學強調征服自然,引發了人類的貪婪和無休止的掠奪,惡化了大自然整體良性發展的環境,激化了人與自然的矛盾,造成全球性環境危機、能源危機、食品危機等,嚴重威脅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於是,整體性科學迅速地發展和崛起,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得到重視,富有整體性的、天人合一論的人文性的中華自然國學開始復興。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社會和科學的高度發展,交叉學科、綜合學科、橫斷學科、系統學科等像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促使科學從大物理學時代進入到複雜科學研究時代,從線性科學研究時代進入到非線性科學研究時代,從分析型科學時代進入綜合型科學時代,有人概括爲一句話:從小科學進入到大科學時代。於是,一些先行者試著從中華自然國學中尋找整體觀、有機觀、非線性和複雜性研究方法,尋找各種歷史資料,乃至獲取創新靈感,取得出乎意料的成果。1972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地理學家、氣象學家竺可禎院士發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首次指出在距今5000―3000年間,黃河流域的年平均溫度與現在長江流域相似,比現在高出2℃；距今3000年以來有一系列冷暖波動,波動周期爲300―800年,波動幅度年均0.5―1℃。此文利用中國經、史、子、集、筆記、日記、地方志等中的歷史資料寫成,開創了歷史氣候學的新研究方向。自此至今整四十年,中華自然國學中的豐富多樣、時長連續的歷史氣候資料,使中國在該學科的研究上一直處於世界前列。又如,中國傳統算學沒有像古希臘那樣發展爲公理化數學,而是充分發展爲程序性算法,寓證於算,不證自明,這一套算法與當代電子計算法特別吻合。中國科學院院士、數學家吳文俊自上世紀70年代起利用古代的增乘開方法和正負開方法,在計算器上僅用有限不多儲存單位,把複雜的幾何問題化解爲代數方程組求解,創造幾何定理的機器證明法,開創全新的機械化數學,轟動國際學術界。爲此,吳文俊院士獲得首屆中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錢學森等吸收古今中外系統理論和實踐,於1990年創造性提出『開放複雜巨系統』的概念,創建『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方法論』。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顧基發研究員與英國赫爾大學朱志昌在錢學森等人成果基礎上,創立東方系統方法論:物理――事理――人理(Wnli Shili Renli)。這套簡稱爲WSR系統方法論,引起國際同行的高度重視。 (四) 中華自然國學的復興和發展,所引發的功能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促進國學的全面振興和發展。20世紀初,『國學』概念提出後,百餘年來國學界研究多偏重於人文國學。再往前溯,漢代『獨尊儒術』以後,自然國學的研究亦時而被貶受挫。因此,自然國學的復興和發展,無疑將促進國學的全面振興和發展。 在當代科技創新和科技現代化方面,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促進社會持續發展方面,都能起到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一點,在1997年召開的、由陳述彭院士和席澤宗院士所主持的、國家科委(今科技部)和中國科學院舉辦的第58次香山科學會議上,與會的24名各個方面的高端專家已取得一致認識,因此共同發表了由宋正海教授起草的【中國傳統文化在21世紀科技前沿探索中可以作出重大貢獻】的呼籲書。接著,宋正海與筆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如何發揮重要作用』課題研究中,出版課題的著作【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技術】。該書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中華自然國學)在當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可以從七大方面發揮重要作用:①總的整體自然觀、科學觀、技術觀、方法論方面；②系統思維與當代科學整體化方面；③古代自然史料與當代自然史探索方面；④天人合一觀與當代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方面；⑤當代大型工程的歷史論證方面；⑥傳統科技基因與當代科技創新方面；⑦科技傳統缺陷的研究與當代科技發展方面。每一個方面載有大量的事例和理論闡述。僅就當代科技創新而言,筆者認爲中華自然國學是其『重要源泉』,『將在觀念上、理論上、方法上、史料上、技術基因上、靈感上等方面發揮重大的啟迪或實用功能』。 鼓舞國人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信力,有利於建設創新型國家。1840―1842年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用槍炮打開。爲維護他們在華利益,西方列強一方面弦耀武力,一方面伸出橄欖枝,磨滅中國人的自信心、自尊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政治上、經濟上的自信心、自尊心愈來愈強。然而,文化方面、科學技術方面的自信心、自尊心則遠跟不上時代的要求,中華民族的思維落後；中國人不善於創新；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技術或說中國古代只有技術、沒有科學；中醫不是科學；中國傳統文化90%是糟粕；【周易】沒有邏輯,阻礙了中國科學進步……至今喧囂於各種報刊書籍之中。事實上,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有創新的民族,前已敘述了在古代中國人的創造發明最多、質量之高也是罕見的；中國古代不但有科學技術,而且是長時間地居於世界前列,還獨領世界科技千餘年,這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中國落後是近二三百年的事。尤是廣大幹部和科技人員,現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熱情很高,這是對的,即使數十年以後中國成爲發達國家後還應向外國先進科學技術學習。但是,我們的幹部和科技人員對了解和掌握包括古代科學技術知識在內的中華自然國學的知識太少太少,以至於認爲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落後,沒有好借鑑的,不屑一顧。這種心態下,怎麼可能有高漲的創造力從事科技創新；這種環境下,怎麼可能建設創新型國家。廣大幹部和科技人員可以也應該從中華自然國學中吸取豐富的營養,激發愛國激情、民族的信心,這是科技人員進行科技創新的一個重要源泉,也是於2020年把中國建設成創新型國家的一個重要途徑。 孫關龍 來源：大眾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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