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先生強調『不能用西方背景下的哲學觀念硬套中國固有的哲學』,這當然是對的。用玄學概念翻譯佛典的『格義』固然導致誤讀,用西方哲學概念詮釋中國哲學的『反向格義』也難免有這一弊端。但不等於說在中西哲學概念恰相契合的情況下也不能使用西方哲學概念。我想起晚明西方傳教士將【伊索寓言】翻譯成漢語時用的一個詞叫『況義』,即設身處地於特定的情境或語境用最相契合的異國語言來翻譯。什麼情況下該『格義』,什麼情況下該『反向格義』,都應遵循這一『況義』的原則。譬如張岱年先生說,在漢語語境中,『本體』一詞與『客形』相對,『客形』是變化不定的狀態,『本體』則是本來恆常的狀態,這一語義就合乎亞裏士多德所謂『實體常住不變而只是變換它的性狀』的說法。又如,翻譯亞裏士多德【靈魂論及其他】一書的吳壽彭先生指出,范縝在【神滅論】中講的『形質神用』『名殊而體一』,其中『形』譯為亞裏士多德的『物身』,神譯為『靈魂』,恰相符契;尤其令人詫異的是,『范縝的「刃喻」恰好相同於亞裏士多德的「斧喻」。』精神與物質的關係是哲學本體論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在中西哲學中存在着大致相同的幾種觀點,這也許是沒有什麼疑問的吧。 中國古代哲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窮性命之原,原人境之美,創造了博大精深的古典哲學。我們除了有道德哲學以外,還有蘊涵着豐富寶藏的本體論、辯證法、知識論、歷史哲學和美學,因此,不能把中國哲學研究狹隘化為心性論的道德哲學一途。以現代哲學關於本體論、認識論、辯證法與邏輯學之一致眼光看,我們的形式邏輯雖然不夠發達,但我們的辯證思維和審美直覺的眼光卻發展得十分精緻,哲理、史慧、詩心相互貫通的特色顯得格外突出,彰顯着我們民族哲學的詩性特質。康德說憑藉知性和道德的實踐理性永不能把握『物自體』,只有審美才能架設起一座通向『物自體』的橋樑,這一點其實正是中國哲學氣象博大的奧秘所在。當然我們也要彌補自己的不足,馮友蘭先生說邏輯分析是『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永久性貢獻』,當為我們所記取。 我們在講中國哲學的時候,還應看到哲學學派的多元存在,決非只有從思孟學派到程朱陸王的心性論之一途。多元發生、多極並立、多維互動是中國哲學和文化歷史發展的客觀事實,各家各派的學者都在真善美的哲學探索方面作出了獨到的理論貢獻。我們中國人具有人之所以為人的追求真善美的一切天性,不僅是道德的主體,也是認知的主體和審美的主體。明乎此,就不至於像牟宗三先生那樣一定要讓良知『坎陷』一下才能開出認知主體;明乎此,就會從中國哲學的各家各派中去深入發掘我們祖先的哲學智慧,把它納入現代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道,使之成為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精神資源。 來源：光明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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