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中國幾千年錯綜複雜的歷史來看，二十世紀無疑是中國的社會格局由內到外發生根本性改變的一個百年。在這個世紀裏，相對獨立自足的中國思想和社會系統在保持幾千年後隨着世界各個文化體系的交互運動被動性地被帶入了全球性的格局之中，原有的文化和經濟基礎隨之發生動搖和裂變。這些改變迫使原先支撐整個中國社會精神和文化的傳統哲學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語境的『甄別』，因此，在新的語境下『更新』話語就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重要『時尚』。易學也不例外，其中最具時代特徵的就是被稱為『科學易』的新易學的勃興。
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應該說產生於近代歐洲。但是，無可否認，科學的歷史起點與人類文化的起點同出一源。文化人類學的相關研究表明，在原始社會時期，科學與巫術並沒有明顯的界域分野，並且，『巫術與科學在認識世界的概念上是相近的，都認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規律的和肯定的，並因而是可準確地預見到和推算出來的。對那些深知事物起因並能接觸到宇宙奧秘的人，巫術與科學這二者似乎都為他開闢了有無限可能性的前景。於是，巫術與科學都強有力地刺激着對於知識的追求』 。巫覡是人類知識最早的總結者和掌握者，他們的職業與天象和地形有關，而關於天象和地形的種種知識構成了人們精神世界中時間與空間的基本框架。古代中國關於天圓地方、天道左旋、中央四方、陰陽變化、四季流轉的意象，通過巫術操作象徵的暗示和儀式的神化，逐漸沉澱在基礎結構之中，成為各種具體知識共同的背景。由於在『絕地天通』後巫覡是溝通天地人神的唯一使者，因此，他們的關注對象必然是天地宇宙的結構和運動變化的規律，人類的生老病死以及人神交通的儀式、規則和語言，這樣的關注和相關的實踐活動促成了早期中國的知識系統的形成。這些知識包括：與『天』有關的天文歷算、占星望氣、式法選擇、龜卜筮占、風角五音；與『地』相關的形法；與『人』相關的占夢、招魂、厭劾、服食、房中、導引等等。顯而易見，這些知識也就是中國古代天文學、地質學、醫學、數學等學科的最初源頭，而【周易】則是對這些具體知識所體現的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個哲學化的總括。 【周易】，特別是【易經】的性質，古往今來一直是人們爭論不休的一個話題，這與【易經】本身內容的豐富和雜駁有很大關係。就【易經】的卦、爻辭而言，無論選擇怎樣的詮釋角度，都無法否認和忽略其中明顯的占卜成分，結合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和古代文獻的研究成果，有理由認為：歷代圍繞【周易】所展開的多層次、多向度的詮釋和衍說――易學是作為華夏文明的精神起源和內核的巫史傳統的典型體現。所謂『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易說至繁』 。今天這個被稱為『易學』的知識體系如果按照現在的學科分類標準，很難將其歸入某個界域分明的專門知識之中，究其原因，乃是由於以『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為方法論基礎的『易道』『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包含了先民在人生、社會、自然各方面的實踐經驗。這些經驗經過具有高度智慧的哲人的加工和提煉，最終形成了一套以陰陽五行八卦的流轉遷化、循環往復、生生不息為核心內容的，關於人與其生存所依託的世界關係的『圖示』結構系統。這樣的一個『圖示』結構系統是植根於華夏民族精神深層的『天人合一』觀念的具體反映，並且與巫史傳統緊密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種獨特的認知結構和思維模式。兩漢以後，隨着作為中國思想元典的『五經』在話語權力的霸主地位的確立，『五經』之首的【周易】中所蘊含的上述思想和結構模式得以延續和發展，並在更廣的範圍內影響到其它各個知識門類的形成和發展。 從【周易】的文本來看，【易傳】顯然較之【易經】更具哲學思辨性，它通過對【易經】的筮法和卦爻象與卦爻辭的解釋，揭示出其內在的整體性原則、變易性原則、陰陽互補原則、和諧均衡原則以及象意合一與象數合一原則。這些原則對於人們如何觀察和認識世界，如何體認自身與環境的關係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特別是【易傳】中所表述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命題對於中國古代科學範式中宇宙秩序原理、方法論原則的形成和發展無疑具有導向性的影響。明末方以智所謂『格致研極之精微，皆具於【易】』應該說是他對當時的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主要學科的成就『極深研幾』後的深切體會。 從易學發展的歷史來看，易學與其它門類知識的發展具有明顯的互動關係。【易經】中有不少關於天文和氣象的記載，【易傳】所記述的筮法也明顯受到當時曆法天文學的影響。在易學以後的發展過程中，每一次重大的思想轉變都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而隨着時代發展而發展的科學技術也就自然地對這些轉變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漢代的卦氣說就是以當時氣象物候方面最新成果為基礎而形成的，以易學為主幹的宋明理學的形成也與當時的數理科學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而理學家們將【大學】的『格物致知』嫁接在【易傳】的的『窮理盡性』上而提出『格物窮理』的主張後，這種認識方法在宋明以降經過不斷的演進，對祖國科學理性精神的影響也日益顯著。宋代易學的數學派、理學派、氣學派之間關於數與象、數與理、數與物或氣的討論中所發展出的數理哲學，作為宋元數理科學家創造性思維的一部分，成為把數學和物理學推向中國傳統科學最高峯的一大動力源泉。明代中國科學技術的一些重要成就，如李時珍的本草自然分類法、朱載 十二平均律的發明、徐霞客的地形觀察與分析學說，以及宋應星在聲學、方以智在光學等方面的重大發展都與之密切相關。 明代以後，隨着中西文化交流領域的拓展，西方近代科學的一些成果陸續開始被系統地介紹進來，並在知識階層有了一定程度的傳播。出於不同的動機，在這幾百年間有不少人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嘗試中西這兩種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會通努力。在明清兩代，雖然中國文化已經與西方文化正面遭遇，但中國文化的根基尚很穩固，以儒學為代表的主流話語依然能夠控制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因此，這個時期的中西文化會通不可避免地只能在『西學中源』、『中體西用』之類的觀念指導下進行。由於易學在傳統思想領域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將易學與近代西方科學進行會通一直是人們努力的主要方向。這其中以徐光啟、方以智、江永、焦循為代表。以方以智為例，他出身三代易學世家，二十歲就立下以易學為終身之志，試圖實踐中國傳統文化諸領域之間的會通。同時，他對當時傳入國內的西學也懷有濃厚的興趣，並結交了包括湯若望在內的多位西方傳教士，廣泛研讀了由這些傳教士帶來的西方天文、地理、數學等專著。在此基礎上，他試圖調合中西，以易學改造西學。他的『質測』兼『通幾』的方法論見解所反映的正是一種會通意識。其代表作【通雅】和【物理小識】中包括了天文、地理、算學、動植、礦物、醫學、聲音文字、文學藝術等多方面的『志藝』之學，其中充溢着易學『彌綸天地之道』的精神。然而，從結果來看，他的努力並不成功。近人任道斌有着中肯的評價：『在西學東漸過程中，方以智對西學採取批判吸收的態度，同時對中國的文化科技作了調查整理。方以智試圖改正西學的不足，然而，三代學【易】家庭的影響，雖給他帶來了自然的樸素辯證法，但這不能完全解釋宇宙，以至使他陷入了形而上學。由於先天的不足，他不可能像牛頓那樣，從科學實踐中去尋求三大定律式的科學觀，只能從【周易】、【河圖】、【洛書】中檢出神秘主義作為改進西學的武器，所以他的嘗試歸於失敗』 。從現代角度來看，方以智的失敗是中西文化內在差異相互衝突的深刻體現，其個人身上所反映出的不足是整個文化某些缺陷的折射，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來源：國學論壇 |
掃一掃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