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21世紀 中國文藝復興時代（2）

香港潛心治學

做學術研究，有個安定的環境很重要，香港是個避風港，爲學術發展創造了相對安寧的條件

香港是饒宗頤的福地。

1949年初，爲了編寫【潮州志】，饒宗頤赴香港查找資料。其間，因儒商方繼仁先生挽留，饒宗頤留居香港，潛心學術研究，直至1979年9月。

在此期間，饒宗頤的研究視角得以進一步拓寬，亦有更多的機會與世界各地的學者開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證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遠渡重洋去法國研究敦煌學……每到一處，饒宗頤都致力於開拓學術研究的新天地。

1956年，饒宗頤發表了【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藏於倫敦的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典籍全文錄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的源頭活水，引發了歐洲人對於道教研究的熱潮。法國巴黎大學的中國宗教學權威康德謨教授認識到了這本書的重要，將此書定爲教材。『東學西漸』的歷程中，饒宗頤開風氣之先。

1962年，饒宗頤獲得被譽爲西方漢學諾貝爾獎的法國儒蓮漢學獎。1993年，中學輟學的他獲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榮譽人文科學博士學位，這是建院125年來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將此榮譽授予華人。

『香港爲饒先生的學術研究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饒宗頤無疑是幸運的，安定而寬鬆的環境，使他的學術研究達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成就了饒宗頤，在這裡，他逐漸成爲一名『百科全書式』學者，蜚聲國際。而同時期的國內許多學者，有些被迫離開了熟悉的工作崗位，有些則正在『五七幹校』中勞作。饒宗頤也成就了香港，有學者說：『香港有了饒宗頤，就不能說是文化沙漠。』

對話

記者：爲什麼在香港的30年間，您取得的學術研究成就最高？

饒宗頤：1949年前，因爲戰亂，社會環境不穩定，我曾顛沛流離，很艱苦。所以，做學術研究，有個安定的環境很重要。新中國成立後，香港與歷史上建安時代的『荊州』相似，都爲學術發展創造了相對安寧的條件，香港是個避風港，有這麼幾年的安定，很重要。

而且香港是個開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對學術研究者非常包容，當年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請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給了我一份薪水，讓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的研究平台變得非常開闊，我有很多機會與各地學者交流，還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學習。

記者：您曾輾轉海內外多地任教，這些地區在學術研究上，有無給您留下印象特別深刻的？爲什麼？

饒宗頤：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國，他們對我國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說是非常有系統及精密。在日本，對於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視，更是值得我們效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傳下來的一張紙，他們都有系統地記錄及保存起來。這是對事物一個『敬』的觀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觀念，是來自我們中國。但是，他們發展得更爲盡致。

記者：現在很多年輕人感覺做學問很枯燥。從潮州到香港，再到世界各地，這個求學圓夢的過程，您有感覺過辛苦麼？您又是怎樣克服困難的？

饒宗頤：做學問同做藝術，都是一個苦心，要在苦中求樂。我在香港曾寫了一本名爲【長洲集】的詩詞集，其中有82首『和阮籍詠懷詩』。當時創作這些僅用了5天時間。爲什麼能這麼快？因爲那時我帶了一把古琴，在長洲島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邊彈古琴邊寫作，感覺詩心和琴心相通，這樣創作就感覺有樂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