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21世紀 中國文藝復興時代（3）

文藝復興時代

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家的恩惠，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文藝復興』的時代

1978年，饒宗頤在香港退休。此時，改革開放之風開始吹拂中國大地。

闊別內地30年後，1979年9月，饒宗頤應中山大學之邀，赴廣州參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屆學術年會，此後與內地學者交流漸頻。

翌年，在曾憲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歷時3個月踏訪了14個省市，參觀了33座博物館，接觸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資料。每行一處，皆有著述。

此後，饒宗頤的身影開始頻繁出現在內地學術活動之中。『世界五洲已歷其四，華夏九州已歷其七』。

饒宗頤的研究不斷深入。期間，大陸出土了很多新的歷史文物，爲饒宗頤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基礎。

饒宗頤精習法語、日語、德語、英語、印度語、伊拉克語6國語言文字。通諳外語，爲他提供了打開異域文化之門的鑰匙，他自如穿行於不同文化之間，博採眾長。

統計饒宗頤的創作時間可發現，他退休後發表的文章遠超於退休之前。

近年來，隨著年事漸長，饒宗頤較少外出，社會活動亦隨之減少。但他亦並非埋首故紙堆中不聞窗外之事。新的學術動態、文物出土等信息他依舊十分關注。

望百之年，饒公老當益壯，仍然筆耕不輟。不久前，他被聞名國際的法蘭西學院確定爲該學院外籍院士，聲動法國乃至歐洲藝術文化界。

饒宗頤說，在他心裡，始終常存著一個關於中國的『新經學』之夢。『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家的恩惠。』他堅信，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文藝復興』的時代。

對話

記者：很多人退休後都尋求享受清淨的生活，您卻將學術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饒宗頤：很多人跟我說，我退休的時間正是一個好時機，天時地利人和。這個時候，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拋棄了過去那種『左』的東西，思想解放了，學術禁區也掃除了。

還有是『文革』期間所有的學科都受到衝擊，但考古還保留著，或者是恢復得比較早，我可以接觸到這個階段新出土的東西。

當時我離開內地那麼多年，廣東好多人都邀請我回內地。那時改革開放方興未艾，可以說是一片百廢待興，我返回內地時，感覺充滿了勁頭，研究可以很好地深入，因此，我當時用幾個月的時間，走訪了大陸30多個博物館。

記者：您曾經提到，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我們要重新塑造中華民族新時代的聖經，建立新經學。

饒宗頤：我在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這個觀點。因爲每個國家都有『經』，中國其實早就有『經』，中國的『經』源遠流長，一些國家還在倡導我們的『經』。可是我們自己卻不讀經，我覺得這是中國人應該反省的侍狻?/P>

經書是中華民族文化精華的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也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對現代人有極大的啟發作用。

記者：如何理解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

饒宗頤：我爲什麼說二十一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因爲100多年來，我們國家出土的東西非常多，很多是漢代的竹簡、帛書等，我們可以接觸到中華文明的精髓。

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因爲很多古希臘的思想精華，都在阿拉伯的寫本上保留下來。通過這些寫本，歐洲找回了很多古希臘的思想精華。可以說，歐洲的文藝復興就起源於這些老的寫本。也就是說，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對古典的新發掘與認識。

我們現在的情況也一樣，我們要趁機把『經』做一個新的整理。當然，我們要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前人的寶貴經歷好不容易通過歷史文物保留下來，我們要珍惜，給以新的詮釋。

另外，至於經學研究的新方向，有不少學者正在努力。因此，我肯定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一個文藝復興的年代。

記者：這個『文藝復興』的時代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饒宗頤：我認爲二十一世紀應該是一個東學西漸的年代。作爲現代東方的學人，應該意識到這個世紀不單只是一個東方文藝復興的年代，更應該是東方的學術與藝術思想，會對西方產生巨大的影響。因爲尤其是在中國，不少新的資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們更知道東方文化悠久的傳統，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