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是中华文化王冠上的明珠,是中华文化最具光彩和魅力的篇章,可以称为中华文化的基因(DNA)。 从传说尧时代的“卿云”发端,经过《诗经》、楚辞、汉魏古诗,以至唐诗宋词元曲,诗词绵延两千多年,一路走来,一路变化,一路创新,虽有曲折,但从来没有消亡和停滞。在中华民族和社会复兴的今天,中华诗词出现了复兴和繁荣的趋势。成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重要部分,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诗词当随时代 “笔墨当随时代”,一种文学艺术样式有无生命力和能否为大众接受,在于能否反映时代生活。诗词亦当如此。 早在1955年台湾诗人节,于右任老先生就说,诗词应当“一,发扬时代的精神;二,便利大众的欣赏。盖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抛弃,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此时之诗,非少数者悠闲之文艺,而应为大众立心立命之文艺。”如此“革命”的提法,曾经使我们某些文艺评论家惊愕。其实,诗词与时代相随、与大众相连,是一切开明的前瞻的文化工作者和诗人的共识和追求。一部文学史或诗词史,实际上也是在时代不断演进中适应时代的历史。 我们看到,在世纪交接的时代,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华诗词,经历复苏,走向复兴和初见繁荣,展现出空前活力和时代精神。 说诗词初见繁荣,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春潮初起,波澜壮阔;二是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三是完全可以反映时代生活。 在创作题材和内容方面,国际国内大事,社会生活,个人经历,艰苦磨难,日常情趣,旅游咏物,田园风光,哲思感悟,朋友酬答,内心独白,相思爱情……纷纷入诗,各具风采。 近年来,每逢大事、节庆、纪念日都有大批诗作产生。在纪念香港回归诗词大赛中,贺苏老人的“七月珠还日,百年雪耻时。老夫今有幸,不写示儿诗”。短短二十字,形象,深沉,道出了一位爱国老人的心声。建党九十周年,一则《天净沙・航船》是这样写的: 乌云密布江南,嘉兴湖上风帆,尽处青山辽远。 心中有岸,管他多少礁滩! 马凯同志在陪同温家宝总理日理万机的抗震工作中,写出诗歌数十首。其中:“惊天地,泣鬼神,五州叹,四海钦。多难兴邦缘何在,临危万众共一心。顶天立地何为本,日月同辉大写人”的诗句,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 令狐安的《维权曲》是这样写的: 权柄握在手,方知执政难。建国近甲子,教训万万千。多少官僚变,重蹈旧权奸。狐鼠横行处,敛财不避嫌。沉湎钱与位,早忘甲申年。 作为纪律检察方面的领导干部,深刻思考,大胆鞭斥,诗见情怀,难能可贵。 还有,大批反映农民和基层的诗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吕子房的《浪淘沙・巴山背哥》写道: 小子走巴山,踏遍渝川。背星背月背朝天。呵嗬一声忙拄地,仰首岩悬。 日夜顶风寒,脚破鞋穿。为儿为母为家园。苦命二哥背不尽,背起人间。 写小人物的环境艰窘和拼命生活,画面生动,跃然纸上,一呼一叹,动人心魄。 爱情是诗歌的永恒主题。红豆大奖赛一首获奖诗“南国春风路几千,骊歌声里柳含烟。夕阳一点如红豆,已把相思写满天。”形象、概括、洗练,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为人所公认的佳句。 古代社会不可能涉足的失恋题材,在女青年吴菲笔下别有韵味,其《清平乐・失恋之后》是这样写的: 晓风吹送,回首些些痛。燕婉深盟终底用?不过槐安旧梦。城郊紫陌荒寒,因缘世界三千。扫取颓枝怨叶,烧成一个春天! 尤其是下半阙和结句,颇有新诗的意像和风格,且又是诗词的形式。其爱情观及其大胆表述,充满时代气息。 再如李申一首《送儿出国》题材的五绝,更道出天下父母的心声:“叮咛千百遍,默默理征衣。天下爹娘愿,盼飞还盼归”……等等。 重要的是,诗人们没有放下批判谕讽的传统武器。 社会是在矛盾中行进的。任何昌明的社会,有光明也有黑暗、昏暗或不平。只有揭露、批评、消除阴暗因素,社会才能更健康地前进。 咏史怀古题材也老树新花,多有收获。李树喜在其七律《苏武事迹》写道: 持节匈奴两鬓稀,兄亡弟殁各无知。李陵规劝先啼泪,卫律威逼徒费辞。 水草丰盛大泽畔,胡妻柔顺洽欢时。子卿北地寻余脉,通国还朝擎汉旗。 这首七律,实际是追本穷源,矫正偏见,重描了苏武的史实:虽则不幸,亦非身处绝境;虽有刚毅,亦有柔情。苏武流放地贝加尔湖一带水草丰美,后期经常得到美酒等生活用品的馈赠;苏武与胡妇成婚生子,其子在苏武年迈时召回汉室为郎……匈奴亦非青面獠牙,汉庭多有处置失当――历史事件也是复杂的多面体。 此外,关于哲思和感悟心路历程的诗句,也时见光芒,如李申的偶得句: 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复复山。 情绪浓浓淡淡酒,收成雨雨风风年。 宋晓梧的佛魔: 魔为偏执佛,佛是端正魔。 细数千秋史,佛魔一纸隔! 哲思,彻悟,于平白之间。 总之,孔夫子说的“兴观群怨”的功能于当代诗词都有表现,且更见广泛、深刻。由此表现了中华诗词的深伟的蕴力和活力。 来源: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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