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現代科學發展的挑戰
隨着現代科學的飛速發展，科學已成為國家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科學在國家各個領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起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進入政府的核心功能。科學不僅在傳統的經濟與貿易、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政策領域成為一個重要的不可少的因素，而且在新出現的食品安全、電子商務、知識產權、全球變化等領域發揮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據Padilla 和Gibson於2000年的研究，在過去的10年間，英國議會含科學內容的提案、動議和辯論上升了6倍。由1988~1989年的1%上升到1998~1999年的6%，其中生物科學（醫藥和食品）和環境科學（包括能源）上升最快。[12] 與科學有關的政策議題不僅逐漸成為政策的中心，而且其中許多議題具有新的特點：（1）在科學上有重要的不確定性；（2）（涉及不同的利益）具有廣泛不同的意見；（3）對於敏感領域（普通百姓健康與安全、動植物保護和環境等敏感議題）的公共政策有着潛在的重要涵義。 這些議題充分反映了科學與社會關係正在出現的一些根本性的變化。一方面，科學發現充滿着豐富的、令人激動的機會，科學的應用和技術發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而廣泛地影響到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給人們帶來很多好處和便利；另一方面，科學應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強，風險並不總能事先確定，在一些重要的敏感領域（如環境和公共健康領域）可能對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帶來潛在的危害，公眾關心意識增強（例如對生物技術的應用）。而且，一些重要科學技術領域的發展和應用明顯涉及不同的利益群體，例如，轉基因作物和食品涉及政府有關部門、公司、消費者、科學家，科學不再被視為是價值中立的，科學家也不再是毫無自身利益的中立者。這樣，現代科學的發展不再單單是科學共同體的事情，也不再僅僅關涉到政府，而且涉及到社會其他角色（企業、社會團體等），涉及到公眾。由此，帶來了社會與科學之間出現新的問題和緊張關係。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着瘋牛症事件的爆發、轉基因作物大面積的播種和轉基因食品的大量上市以及基因組研究和基因治療、幹細胞研究和克隆技術等生物技術的飛速發展，社會與科學出現十分緊張的關係。瘋牛症（BSE）事件的案例表明，被作為決策基礎的科學證據的確實性是不令人信任的。自1985年瘋牛症被發現以來，英國政府及其科學顧問一再宣稱BSE不會傳播給人，而科學界遲遲不能給出有關瘋牛症傳染的精確答案。直到1996年，英國政府才根據越來越多的證據承認人吃了受感染的牛也會患上同樣的症狀。瘋牛症引發了公眾對政府和科學空前的道德信任危機。轉基因作物和食品則帶來了不確定的風險性和倫理難題。儘管政府和專家聲稱它們對人們健康無害，但並沒有消除人們對風險的疑慮。而不加標註地把轉基因食品與天然食品混在一起上市的做法，更激起了消費者的強烈抗議。儘管轉基因食品和天然食品可能會同樣安全（事實上現時沒有一個政府或聯合國組織會聲稱轉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但是這樣做意味着科學足夠可靠，消費者無需選擇，剝奪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這表明科學的應用引發出複雜的價值觀衝突和社會問題。而克隆技術、幹細胞研究更是帶來了嚴重的道德、倫理和宗教信仰的根本性問題。這一切表明，科學的發展和應用越來越與社會、倫理和價值等因素聯在一起，與公眾的態度、價值標準和日常生活聯在一起。 這些發展表明，越來越多的科學議題與道德、社會、倫理因素以及其他利害關係緊密結合在一起，特別涉及到不確定性問題時，諸多因素混在一起，使議題更為複雜。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單靠科學界是不夠的，傳統的同行評議以及科學家的利益公開（即申明研究資源的來源及資助方是誰）並不能扭轉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危機。同樣，傳統單一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與管理機制對於解決這樣的問題也是不充分的。為此，需要新的機制――治理機制，發展共同的知識基礎，協調各有關利益方，使得科學發展和決策過程互相支持，確保科學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務。 來源：光明網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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