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國式家庭文化（1）

如果說，激進革命曾使現代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呈現了二元化的斷裂，一邊到外間接受風暴的洗禮，一邊還在家中保守最後的親情，那麼，這種革命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在登峰造極的浩劫時期，就更加無情碾碎了家庭這個傳統文化的最後細胞。骨肉之間的反目、父子之間的成仇、夫妻之間的離間，曾被當做『先進』的事跡，被大肆鼓勵和高調宣揚。

作爲殘酷的報應，如今充盈到耳際的各種消息，無論是從公而言，還是就私而論，上至政經大事、下至家務小事，如果能看得透徹些，就全都凸顯了家庭文化的敗壞與缺失。這個最小的社會細胞，已不再能爲創造性轉化的進程，提供足夠的文化支持。也只有到這時候，人們才有可能省悟到，把『傳統』與『現代』截然對立起來，有多麼短視與荒唐。

我們辛辛苦苦建造和維繫的家庭，究竟應當傳給後代什麼？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的家庭雖已不是原樣的傳統社會單位，因爲它們在『全能社會』中受到很大的削弱，然而它們在那個原始積累的階段，仍起到了基本的經濟紐帶作用。在這種建築於血緣上的社會單位內部，畢竟交易成本最小，而相互信賴最大。

然而，一旦親密合作的收益來到了，那麼由於家庭文化的殘缺，事情就已經在走向反面了，而且還完全可以預見：從現在開始，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種文化上的缺失，會形成更加尖銳的挑戰。

各種各樣的信息，向我們呈現出了這樣的局面：所謂富二代、官二代等已經成爲突出的社會問題，更不要講，很快就還會有『富三代』、『官三代』的問題刺眼地凸顯出來。一個家庭的起點越高，怎麼反而對下一代的人格成長，構成了公認的和普遍的障礙？由此暴露了嚴重的社會病症。

這迫使我們去仔細思考：我們辛辛苦苦建造和維繫的家庭，究竟應當傳給後代什麼？其實說來說去，也無非就是四種排列組合：

其一，除了赤貧，什麼都不能傳承給後代。如果是那樣的話，情況當然會比較被動，因爲孩子的起點會很低，什麼都只能靠自己打拼，大獲成功的機率相當微小，充其量是慢慢向上流動，給再下一代創造機會和充當階梯。

其二，不過，也許人們未曾想到的是，相形之下或許更壞的反倒是，只傳給後代以身外之物。這個起點看似頗高，身在其中者還會被認作幸運兒，然而，由於終點往往可憐或可悲，有時甚至比前一種的危險更大。對此，我們只要把分別來自中國和西方的兩句諺語疊加起來，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富不過三代』；另一方面則是，『當過帝王，方知當百姓之不易』！

更不要說，家族給後代留下了過多和過於篤定，也會讓下一代無法獲得基本的自由。法國哲學家薩特，基於其強調個體存在的現代意識，就曾非常獨特地描繪出此類問題。他在小說【一個企業主的童年】中寫道：

有一次散步回來，爸爸把呂西安抱在膝蓋上，對他解釋什麼是頭頭。呂西安很想知道爸爸在工廠里是怎樣和工人們講話的，於是爸爸便告訴他應該怎麼辦，他的嗓音也完全變了。『我是不是也會成爲一個頭頭？』呂西安問。『當然嘍，我的小乖乖，正因如此我才把你帶到這個世界上來。』『那我將指揮誰呢？』『我死以後，你將成爲我工廠的老闆，你將要指揮我的那些工人。』『可是他們也要死的。』『那你就指揮他們的孩子。你得學會讓人服從和讓人愛戴。』『我怎樣才能讓人愛戴呢，爸爸？』爸爸想了想說：『首先你必須記住他們每個人的名字。』呂西安深受感動。當工頭莫雷爾的兒子來家裡報告他父親的兩個手指被軋掉時，呂西安同他既嚴肅又和藹地談了話，兩眼直盯著他的眼睛，並且直呼他莫雷爾。媽媽說她爲自己有一個如此善良，如此富有同情心的兒子感到驕傲。

而研究薩特小說的學者，則就此分析道：

中篇小說【一個企業主的童年】涉及重大的哲學命題：人是什麼？來到世上幹什麼？呂西安作爲企業主的繼承人，前程早已由家庭爲他安排妥當。但他自己不清楚自己是誰，該怎樣生活，怎樣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年幼時，按照家人給『乖孩子』制定的行爲規範而行動，讓他感到與演戲沒什麼差別。進入少年時期，他開始探索自我：我是誰？……經過長期努力，他擺脫了戀母情結、同性誘惑、膽怯怕事等，但始終無法爲自己界定。他覺得真正的呂西安並不存在，只有一具白生生的、廂邐拗韉男惺走肉。『我是什麼呢？』勒莫爾當的評語也不合適。他說，呂西安到頭來變得像『一塊明膠狀透明物』。（沈志明：【薩特文集・小說卷導言】）

更不要說，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和敘利亞的巴沙爾・阿薩德，原本都是志不在當這種『頭頭』的，他們一個當過飛行員，一個當過牙醫，其實也都活得好好的。然而，終於都爲了自己家族的使命，而勉爲其難地背負起政治的責任，到頭來作爲短命的或不成功的政治家，上演了令人噓唏的悲劇。

其三，相對而言，主要是向後代傳授了文化素質，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雖然也要吃些苦頭，但相比起來，卻絕沒有前者那麼危險。比如：著名的紹興周家、無錫錢家、義寧陳家，都主要是傳遞了這種家風。由此，在過去的歷史中，就有了許多家學淵源的學者，他們在精神上相對富有，由此他們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有著更令人羨慕的起點。

在『文革』浩劫之餘，我本人什麼遺產都沒有得到過，只承接了父母的文化或個性傾向，可在人生的道路上，只要社會開始允許向上流動，自己卻並未因爲這一點，而感到過多大的窘迫與限制。正因此，我才會在父母的碑文上，寫下『先考才高，先妣德馨，鑄我風骨，永錫祚胤』的字句。由此就更想起，林則徐當年的書房裡，還曾掛著這麼一副對聯：『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麼？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愚而多財，益增其過。』――說得多好啊！

其四，同時鋪墊出精神和物質基礎，讓後代在一個較爲均衡的平台上，進行較爲從容和寬廣的發展。這個選項相對而言，肯定是最符合大多數家長的願望，儘管即使做到了這些，也可能產生新的苦惱――特別是，一旦被上代看好的、視作家族使命的個人前景，並不爲下代所認同的時候，那麼過多的家業，或過於輝煌的家學淵源，反而會被視作負擔或累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