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國式家庭文化（5）

儒家借家庭單位而施行的德性教育，其目標絕不是自私小人

如果基於上面的論述，那麼沿著我本人的生活體驗，也沿著儒家的思想原則，就首先應當從思想上澄清：對於家族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其所以要展開學術性研究，並不應當是出於自私的目的，哪怕這種自私的動機稍有擴大，是指若干個共享同一血緣的『自我』。

儘管往往被歪曲爲『特殊主義』的，可儒家借家庭單位而施行的德性教育，其目標從來都指向謙謙君子，而絕不是自私小人。在這方面，應當重申我本人的下述論點：

『儘管在中西對比的框架下，曾被庸俗歸約成「家庭哲學」，然而說到底，儒學的眼界卻決不固執於家庭。相反，【大學】中這個層層外推的同心圓，倒是最爲昭然無疑地揭示出――在人格境界漸次拓寬的應然順序中，家庭之於修身的意義，也會不斷地有所轉移：若能通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外推過程，順利獲得對於較大共同體的關切，在家庭中煥發蒙養的親情，固然可以構成推動「仁者愛人」的道德實踐的心理動機；不過，要是因爲什麼緣故，不能把心胸順利拓寬到更大的生命群體，那麼即便是甚爲儒家推重的孝悌之情，照樣有可能反而成爲人格成長的障礙。』 （劉東：【個人認同與人格境界】）

再聯繫到我在美國愛默思學院（Amherst College）的親身經驗，又會發現即使在最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必須受到平權法案的平衡和制約。否則，由高昂教育成本所造成的艱難知識鴻溝、以及由這種知識鴻溝所造成的巨大社會裂縫，就終將使人們一步步地滑向深淵。所以反諷的是，一旦墜入了這種玉石俱焚的總體災難，那麼即使是最自私的人也會深悔：他當年過於吝嗇的自利行徑，其實根本算不上是聰明的自保。

此外，保障相當程度的社會流動，也屬於一個社會『是否文明』的標誌。而在中國歷史中，早在科舉制形成的隋唐以後，門閥士族就飛入尋常百姓家了，那當然是符合人性的歷史進步。在這個意義上，跟『五四』時期的胡亂批判相反，正由於對個人才能與努力的肯定，中國文明在所有的前現代社會中，才是社會流動性最大的、從而最貼近人性的文明。

可惜，到了如此暴富的今天，我們痛心地看到，來自農村和偏遠地區的孩子，或者出身貧賤寒微的孩子，卻反而越來越受其出身的制約了。這種在社會流動性的反向指標，絕對是在大開歷史倒車，絕對有違人性的基本標準，也肯定會帶來空前危險的災難！

實際上，此中的真正關鍵，還並不在於在現實中是否存在著這種不平等，而在於從理論上能否坐視這種不平等。正因爲這樣，就必須提出非常誠坦的告誡：我們研究家庭和家族，是爲了追求更高的公德和公共文化，而並非只是爲了滿足某個最小社會單位的自私之心。

當然，一定程度的自衛和自保，在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那是人類個體生存的先決條件；然而又必須記住，恰恰是那種赤裸裸的自私，如果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反而是最不能自衛和自保的。正如莊子所說――『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莊子內篇：齊物論】）

早在1921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就曾對他的中國聽眾說過：

中國人的愛家心是強烈的，愛國心卻是淡薄的。所以，政治社會方都陷於沉痼的狀態之中。我以爲中國最緊急地需要的，是自動的愛國心之發展，發展於受過教育而且足爲人民表率者中，尤爲緊要。……假如你們欲保持你們的獨立，必須把那對於家族的愛忱，移到國家上面去。家族的團體太狹，不足以適應現代的需要。一個種族，若只圖扶助家族，像中國人扶助得那般熱烈，那麼，就不能發達對於公共事業上的忠誠和熱心。近代的國民，不能發達這種忠誠和熱心，是難望興旺的。（姜繼爲 編：【哲學盛宴：羅素在華十大講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