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国式家庭文化（5）

儒家借家庭单位而施行的德性教育，其目标绝不是自私小人

如果基于上面的论述，那么沿着我本人的生活体验，也沿着儒家的思想原则，就首先应当从思想上澄清：对于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其所以要展开学术性研究，并不应当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哪怕这种自私的动机稍有扩大，是指若干个共享同一血缘的“自我”。

尽管往往被歪曲为“特殊主义”的，可儒家借家庭单位而施行的德性教育，其目标从来都指向谦谦君子，而绝不是自私小人。在这方面，应当重申我本人的下述论点：

“尽管在中西对比的框架下，曾被庸俗归约成‘家庭哲学’，然而说到底，儒学的眼界却决不固执于家庭。相反，《大学》中这个层层外推的同心圆，倒是最为昭然无疑地揭示出――在人格境界渐次拓宽的应然顺序中，家庭之于修身的意义，也会不断地有所转移：若能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外推过程，顺利获得对于较大共同体的关切，在家庭中焕发蒙养的亲情，固然可以构成推动‘仁者爱人’的道德实践的心理动机；不过，要是因为什么缘故，不能把心胸顺利拓宽到更大的生命群体，那么即便是甚为儒家推重的孝悌之情，照样有可能反而成为人格成长的障碍。” （刘东：《个人认同与人格境界》）

再联系到我在美国爱默思学院（Amherst College）的亲身经验，又会发现即使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必须受到平权法案的平衡和制约。否则，由高昂教育成本所造成的艰难知识鸿沟、以及由这种知识鸿沟所造成的巨大社会裂缝，就终将使人们一步步地滑向深渊。所以反讽的是，一旦坠入了这种玉石俱焚的总体灾难，那么即使是最自私的人也会深悔：他当年过于吝啬的自利行径，其实根本算不上是聪明的自保。

此外，保障相当程度的社会流动，也属于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标志。而在中国历史中，早在科举制形成的隋唐以后，门阀士族就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那当然是符合人性的历史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跟“五四”时期的胡乱批判相反，正由于对个人才能与努力的肯定，中国文明在所有的前现代社会中，才是社会流动性最大的、从而最贴近人性的文明。

可惜，到了如此暴富的今天，我们痛心地看到，来自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或者出身贫贱寒微的孩子，却反而越来越受其出身的制约了。这种在社会流动性的反向指标，绝对是在大开历史倒车，绝对有违人性的基本标准，也肯定会带来空前危险的灾难！

实际上，此中的真正关键，还并不在于在现实中是否存在着这种不平等，而在于从理论上能否坐视这种不平等。正因为这样，就必须提出非常诚坦的告诫：我们研究家庭和家族，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公德和公共文化，而并非只是为了满足某个最小社会单位的自私之心。

当然，一定程度的自卫和自保，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那是人类个体生存的先决条件；然而又必须记住，恰恰是那种赤裸裸的自私，如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反而是最不能自卫和自保的。正如庄子所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庄子内篇：齐物论》）

早在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曾对他的中国听众说过：

中国人的爱家心是强烈的，爱国心却是淡薄的。所以，政治社会方都陷于沉痼的状态之中。我以为中国最紧急地需要的，是自动的爱国心之发展，发展于受过教育而且足为人民表率者中，尤为紧要。……假如你们欲保持你们的独立，必须把那对于家族的爱忱，移到国家上面去。家族的团体太狭，不足以适应现代的需要。一个种族，若只图扶助家族，像中国人扶助得那般热烈，那么，就不能发达对于公共事业上的忠诚和热心。近代的国民，不能发达这种忠诚和热心，是难望兴旺的。（姜继为 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