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後，『成聖成賢』的精英道德遭遇公民道德的挑戰。既推崇『天人合一』道德人格形上境界，又訴諸日常生活禮儀綱常，具有相對成熟和完備規範架設的，發端於傳統同質性社會的中國道德修養體系，對於完善和拓展少數社會精英分子個體精神家園無疑有其一定的道德修養價值。但是，這種以『成聖成賢』為個體境界的精英道德修養，既放逐或遠離了僅以謀求有尊嚴地活着的廣大民眾道德主體的普適性資格，更遭遇經濟成分多元、社會職業多樣、地位差距拉大、價值取向多元的當代中國轉型社會中所成長起來的公民道德的挑戰。公民道德對『成聖成賢』精英道德的挑戰既表現為對傳統道德修養體系的懷疑、動搖，更積聚着一種建構合乎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生活方式道德修養體系的深刻的社會力量。
三、當代中國公民社會語境中的道德修養 中國社會是否已經進入了公民社會，這是一個需要採用制度性和組織性若干指標評價的實證的社會學話語，然而處於轉型中的當代中國社會正在走向公民社會，已經不僅僅是一種願望或猜想，而是一個確定無疑的社會發展的經驗事實。30年改革開放在社會領域引發的根本變革，就在於其成就了中國社會由單位社會向公民社會的深刻轉型。儘管公民社會在全球範圍的實現程度和發展水平錯落不齊，但它作為國家、市場、社會公眾等不同力量處於一種平衡狀態的異質化、公共化結構的社會形態，總是一個需要以民主、商談、參與為其文化特質的社會。『一個公民社會就意味着這裡存在着一部滲透着自由、民主和人權理念的憲法，眾多充滿着活力的民間團體，提供制約與糾錯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領域以及擁有公正、責任、寬容、善於對話、善於妥協、積極參與之精神與素質的普通公民。』公民社會的上述文化特質不僅存在於政治領域、經濟領域，而且也滲透於道德領域，進而催生社會道德的文化轉型。這種文化轉型在道德修養領域將發生什麼樣的歷史性變遷？它的獨特之處在哪裡？公正地說，對這個相當獨特的道德文化，不僅從文明的層次上反思還很少，就是對其內部的相當精密微妙之處的解析也極為鮮見。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當代中國道德修養及其轉型，對倫理學的發展來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對道德修養及其轉型的特點、運作邏輯及其轉型的研究應當成為當代中國倫理學發展的新的靈感來源和動力源泉。在這裡，我們無意詬病傳統的『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養體系，相反，我們依然認為，『心性求索』是道德修養的重要形態，因為，道德修養作為個體化的道德實踐活動，產生於個人自我確證、自我肯定和自我發展的需要。但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途徑及其過程進行個體精神世界的道德修養則是社會的、歷史的；當『心性求索』作為一種主體道德修養形態的合理性、合法性所依存的微觀生存環境和宏觀社會形態不再依舊，就需要對其進行適時的修正、完善，從而使道德修養體系得以形成與發展了的社會形態和人們的具體生存環境相適應的新型道德修養形態。筆者以為，『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養體系是與以『民主、商談、參與』為文化特質的公民社會相適應的當代道德修養體系的可能選擇。目的倫理學認為，道德修養不只是遵循規範，而是一種可能的生活方式。規範是為了生存，修養則為了生活，道德修養當以人為目的，指向人的幸福的生活方式。 所謂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養，指的是一種奠基於生活的、以生活意義為價值訴求並主要通過日常生活交往中的經驗教化、習俗規範、制度創新來影響人的道德認同、陶冶人的道德情感、磨礪人的道德意志，進而達致某種道德境界的道德修養形態。主張以生活濡化作為當代中國公民社會語境中的道德修養形態的學理依據有二：一是生活的道德性；一是道德修養的『生活』性。生活的道德性，是指生活不僅為了活着，而且更需要有意義、有尊嚴地活着。人的生活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發現意義、生成意義、實現意義的過程。意義問題就是生活的道德性問題。人不僅擁有感性生活，而且擁有意義生活。這種意義生活既產生於感性生活又為感性生活提供價值目的和意義參照，從而真正實現人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生活的內在法則是生成的、開放的、超越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活不僅是實然的，更是應然的；不僅是慣常的、不證自明的，更是可供選擇的，創新的與超越的。生活濡化式道德修養的生命力就在於其秉承了生活的這種超越性與創新性，為每個個體的道德修養不斷注入新的價值與不竭動力。道德既構成生活意義的解釋系統，使人對生活意義有更合理、更深刻的理解；又構成生活意義的目的系統，使人的生活得到更為合理、更為完善的展開與提升。道德修養的『生活』性，是指道德修養作為一種道德實踐的活動方式總是表現為人們的生活方式或者表現着人們的生活方式。道德修養賦予人的生活方式以意義，道德修養的價值植根於『美好生活』或『人生幸福』。換句話說，一種道德修養，如果忘掉了人的生活、遺棄了人的生活，它就不再是人的道德修養；而人總是以自己的尺度來衡量、估價和選擇適合於人自身生活的道德修養方法和途徑。道德修養作為人的生活方式，具有為我性、求善性和內在超越性。據上所析，較之於『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養形態，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養，在本質上是一種更合乎當代中國公民社會語境中公民道德成長特性及其發展規律的生成性道德修養模式，其最終目的是將公民歷經生活檢驗的合理的價值與信念納入道德修養體系，以加快完成人的精神世界和行為能力，即：知與行的同構過程，從而實現某種理想的道德修養境界。換句話說，在生活濡化的道德修養視域中，道德修養主體不再只是一個靜觀的凝視者而必須是一個行動的實踐者。誠如胡塞爾所言：『當我們面對面談話，互相握手致意，有愛和恨，在思考和活動中，在辯論中互相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經常處在那種人格主義的態度中。』以生活濡化為路徑的開放式的道德修養昭示着這樣一個事實：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個宏大的道德修養場域。 以生活濡化為向度建構的道德修養體系的哲學基礎是道德自由。所謂道德自由是指人們獨立自主地進行道德選擇和道德判斷的能力。沒有一種初始的道德自由，人類的任何道德修養都將成為不可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寧願贊同『自由建構一切』的哲學理念。以道德自由為哲學基礎的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養的實踐價值集中表現為：道德修養主體不再迫於外在的某種權威規定，而是根據人之為人的生活的道德需要自主選擇道德原則、踐履道德行為以實現人的道德權利，維護人的道德尊嚴，模塑體現豐富人性內涵的獨立的道德人格。 較之於同質性社會形態中的『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養體系而言，充分彰顯『民主、商談、參與』的公民社會特質的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養體系呈現出自主性、公共性、公民性三大文化特質。自主性特質，源於以『民主、商談、參與』為文化特徵的公民社會，使每個公民獲得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時間、更寬的社會交往空間和更理性的道德權利選擇。按照科學的理性去踐履自我道德修養的方法、實現自我修養的道德境界，是公民社會道德修養自主性的核心內容。公共性作為生活濡化式道德修養的文化特徵，源自孕育於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公共領域的不斷擴張。修煉公民個體的公共精神構成道德修養從『內聖修己』的『私域』向『外王安人』的『公域』與『私域』整合轉型的核心價值。生活濡化式道德修養的公共性既蘊含着個體對他人的存在以及與他人關係的恰當理解，更表現在於人們通過對公共利益的普遍追求，參與公共事務，致力於改善公共生活、建構公共秩序，從而構建一種合乎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生活方式語境的道德修養體系。公民作為公民所應具有的基本道德修養能力、責任及其習性的可能性則構成生活濡化式道德修養公民性文化特質的主要意蘊。 李蘭芬，蘇州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光明網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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