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隨着人們對【論語】等國學經典的持續關注，對孔子『和而不同』含義的探討也成了一個熱點。這裡，筆者根據相關經學文獻，略談自己對『和而不同』的幾點理解。
●把『和而不同』與『和實生物』混為一談，是不妥當的 孔子講的『和而不同』，出自【論語・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的『和』字，與【論語・學而】篇『禮之用，和為貴』的『和』的涵義相同，在周代有基於禮的原則的和順、和睦的意思。阮元【經籍M詁】解釋說，『和，謂心不爭也』，並以『君子和而不同』為證。孔子說的『小人同而不和』，並非是對一般意義上的『同』的否定，一般意義上的『同』是沒有君子、小人之分的，孔子本人就曾說過『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的話，他所反對的僅僅是『小人』那種無原則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通觀流行較廣的楊伯峻【論語譯註】等幾種注釋本，對『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理解上基本相同或相近，大體上可以表述為：『君子能夠與他人和睦相處，但不會無原則地附和、苟同他人的觀點；小人雖附和、苟同他人的觀點，但不能夠與他人真正保持和睦的關係。』 有人常把『和而不同』與『和實生物』混為一談，是不妥當的。【國語・鄭語】記史伯的話，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韋昭注云：『陰陽和而萬物生，同氣也』。史伯又說『以它平它謂之和……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韋昭注云：『謂陰陽相生，異味相和也』；『雜，合也；成百物，謂若鑄冶煎亨(烹)之屬』。從韋昭注來看，史伯的話主要是在講陰陽二氣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配合作用的。『和實生物』之說只適用於陰陽五行範疇以及與此相關的知識體系(如中醫藥)，而不能隨意把它『擴大化』，因為不是什麼事物相雜都一定能夠『生物』。從思維方式上說，不是什麼事物都可以拿『陰陽五行』來比附，譬如說，如果有人把東西方文化比作陰陽二氣，並以此為前提加以推演，就顯得十分荒唐了。 要而言之，孔子講的『和而不同』與史伯講的『和實生物』是兩個不同的命題，適用的領域也不一樣：一個適用於社會領域，主要是講人倫關係的；一個適用於自然領域，主要是講陰陽二氣或五行之間的相互作用的。這兩個命題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互換的，『混合』不等於『和睦』，『不相同』不等於『不苟同』。 ●在封建社會裡，君臣之間很難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孔子平生十分重視君子小人之辨，同時也十分重視君臣關係。事實上，孔子所強調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也包含着君子小人之辨。因此，從君臣關係的角度來闡釋『和而不同』是很有必要的。【左傳・昭公二十年】記晏子的話說：『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在決定重大問題的時候，臣下『獻其否』來革君心之非，以免出現過失，是君臣關係『和而不同』的具體體現。【左傳・晉楚城濮之戰】中，較之楚國君臣的『不同又不和』，晉國君臣則能做到『和而不同』，群策群力。宋人遭到楚國進犯而向晉文公求救，子犯認為這是晉國與楚國交兵的良機，『不可失矣』；而先軫則從是否合『義』的角度明確提出反對意見及解決方案，最後為晉文公所採納。而那些昏聵之君，佞幸之臣，純粹是互相利用，當面說好話，背後看笑話，其結果正如東漢荀悅所說，『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申鑒・雜言】)。 明君賢臣之間『和而不同』，是君主專制制度下較為理想的政治生態，有時他們自己也有這樣的自覺與要求。但一旦碰到關鍵的問題時，『和而不同』的情況就很難看到了。【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記載，順治十年四月下詔求言，『若所言合理，切中過失，朕不憚改』(卷七十四)。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應詔奏言，認為多爾袞鞠躬任事，請求『賜之昭雪，復其爵號』(卷八十八)，最後竟被順治革職問罪。事實上，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裡，君臣之間是很難真正做到『和而不同』的。 ●把『和』絕對化，是對孔子『和而不同』的嚴重誤讀 有的人在闡釋『和而不同』時，常徵引【左傳・昭公二十年】所載晏子『和如羹焉』、『聲亦如味』的話。的確，像五音中的宮、商、角、征、羽，屬於同質內的差異，是『同中之異』，因而是容易調和的。但是，並非所有的差異都能產生『和』的效果，在一首二胡協奏曲中突然插進小號聲，在一個歡快的宴席上忽有一人掩面哭泣，差異固然是差異，但形成整體的『和』了嗎？許多人還有意無意忽略了另一種『不同』，即異質的、對抗性的不同，比如說一方堅持正義，對方為非正義，就屬於這種性質。對於同質的差異，容易通過求同存異而達到『和』；而對於異質的不同，要達到『和』就比較困難，只能根據公理與常識選擇恰當的解決辦法。許多人在引用或理解『和而不同』時，不把同質的差異與異質的不同加以區別，使人不能正視矛盾，影響了問題的解決。 片面講『和』，把『和』絕對化，是對孔子『和而不同』的嚴重誤讀。孔子講的『和而不同』的『和』，其涵義中是應當包含着符合公理、道義的原則的；一旦『不同』超過了『禮』的規定性，『和』就失去意義了。孔子生當禮壞樂崩之時，面對季氏『八佾舞於庭』，他曾發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倫語・八佾】)的憤激之語，也就不再講『和而不同』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有子又補充道：『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一味地為『和』而『和』，非君子之正道，是行不得的。【論語・里仁】篇記孔子之言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好惡的標準是『好仁者，惡不仁者』。可見，孔子對他人的好惡、褒貶都遵循道義的原則，他不會以『和』為由迴避矛盾，也不會以虛假的、表面的平衡來掩蓋矛盾。 ●理解『和而不同』不宜用『賦詩言志』的方式 有人提出，孔子的『和而不同』包含着微言大義，也應當能夠像【詩經】那樣被用於『賦詩言志』，從中翻出新意，雖可能存在紕漏曲解，卻也有助於傳統文化的豐富與發展。此說似乎有一定道理，舊瓶裝新酒也不失為思想創新之道，但是，從語言表達的角度來說，並不是表述什麼內容都適合用這種『賦詩言志』的方式，涉及到比較關鍵的理論問題時，還是應當把具體涵義說清楚為好――說清楚你所謂的『不同』具體指什麼，說清楚這些『不同』對『和』有哪些正面、負面的具體影響，說清楚是『真和』還是『假和』。 大概正因為人們解讀【論語】時濫用了『賦詩言志』、類比推理的思維方式，一些人對『和而不同』涵義的理解與闡發，完全脫離了孔子的整體思想，似乎沒有善惡美醜，沒有『對』與『不對』，只有『同』與『不同』。這種缺乏聯繫與整體認識的觀點，顯然沒有把握孔子學說的精義，也容易造成某種認識上的誤導。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正確理解孔子講的『和而不同』，對於恰當處理不同性質的人際矛盾與衝突，以及建立不違背道義原則前提下的協同、合作關係，都是有着重要的啟示意義的。 (作者邊家珍 為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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