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計劃生育政策的緊急呼籲

近十幾年來我國的人口增長數急劇下降。2010年的人口普查證明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已經從 1973年的4.5降到1.18，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增加生育，嚴格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經過時。更有基層計生幹部不惜侵犯人權來控制人口，造成官民衝突，弄得民怨沸騰，甚至變成國際事件，極大地傷害了我國在國際上的聲譽。這種錯上加錯的生育政策絕不可以再繼續下去了。

當初提出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300美元。農業占經濟總量約30%，各種商品都面臨緊缺。同時，生育率很高，人口增長很快。中國經濟面臨就業不足，人均糧食生產很少，教育投入不足等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出台了計劃生育的政策。計劃生育政策要求在城市施行嚴格的一胎政策，在農村實行一胎半政策。為此，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很多家庭兒女雙全的願望不能實現。個別基層計生幹部粗暴行事、扒房牽牛、強制墮胎等暴力事件也司空見慣。

現在中國的經濟狀況已經今非昔比，總體規模已僅次於美國，人均收入超過五千美元，兩三億農民在城裏有了工作。人民的人權覺悟空前提高。長期堅持一個僵化的計劃生育政策，漸漸地脫離了變化中的環境，計劃生育的不良後果越來越暴露。特別是年輕人口的比例迅速降低。雖然在1976年以後的三十年中人口總數增加了40%，但小學生人數減少了三分之一，從1.5億減少到1.0億。各地小學校大量合併，與2000年比較，2010年農村的小學校減少了一半。由於出生兒童長時期持續減少，使得中學招生也越來越少。現在大學也很難招生，各校都在搶生源。中國出現的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少子化態勢在全球社會古今罕見。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速度超過了所有國家過去所發生過的。

我國每年人口的增加數從1978年的1800萬降低到現在的約600萬。如果繼續計劃生育政策，2017年前後人口將達到頂峯，為13.5億，以後人口數開始下降。即使立刻停止計劃生育，再過約十年中國的人口也將開始下降。那時候人口總數約為14億。遠不到過去預測說的，繼續執行計劃生育人口也會達到15億和16億。

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國人口發生的主要變化有：

2003年20-39歲黃金年齡段勞動力開始減少。這一點已經為近年來逐漸加劇的用工荒所證實。

2010年14歲及以下的人口比例只有16.6%。即使每個人都能活到70歲，婦女的生育率穩定，14歲以下的人口也應占20%（14/70 = 0.2）。現在只佔16.6%，低於世界平均的27%，更低於發展中國家的29%。我國人口屬於嚴重少子化。

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從1973年的4.5，降到1979年的2.8，1990年的2.3, 1995年的1.5，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婦女生育率的急劇下降，雖然有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但主要是經濟和社會共同發展的結果。因而即使取消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不可能大幅度回升。所以說，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

按照現在中國的人口結構，未來的二十年內必將發生以下的事件。這些事件是必然要發生的，正好像現在十歲的人再過十年一定是二十歲。無論我們如何調整生育政策也不會改變以下的事實。

2012年育齡婦女人數開始負增長。說明中國的人口生育能力正在走向衰減。

2012年總撫養比（非勞動年齡人口與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之比）止跌回升。其中15歲以下的人口比例繼續下降，但65歲以上的比例快速上升。抵消之後總撫養比開始上升。2015年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開始負增長，以後將長期面臨勞動力缺乏和年輕人消費不足的問題。

2015年『光棍』危機開始呈現，以後危機逐年加深。到2023年光棍超過2000萬，以後光棍數會達到4000萬。這三四千萬的光棍在他們以後的幾十年的有生之年中永遠失去了組織家庭的可能性。

從1975年到2010年一共產生了約2.2億個獨生子女。大約有4%的孩子會在25歲前死亡。即便部分家庭補生成功也將有數百萬個家庭遭受失獨之痛。

如果不改變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將發生以下的事件：

如果繼續保持現在1.18的生育率，2017前後年中國的人口將停止增加，此時的人口總數是13.5億。

以後人口將持續快速減少。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減掉三分之二，剩下4.6億人；再過一百年到2200年只剩下6800萬人。這一恐怖的前景充分說明我國現有的人口政策不可持續。

取消現行的生育政策是否會發生生育率的大幅度反彈？絕大多數人口專家估計是否定的。因為當前的低生育率並非完全是計劃生育政策所造成。我們要擔心的是即使取消控制人口的政策，生育率仍然達不到維持人口平衡所必須的水平。我國所真正需要的是適當鼓勵生育，達到更替水平，而不是繼續限制生育。

應該改變人口與經濟關係的看法：

我國控制人口的基本觀點之一認為，人均自然資源的多少會決定經濟發展的難易，人口多將加重全社會的負擔。所以實施超生要交社會撫養費的辦法。這種觀點，過分誇大了經濟發展的資源約束，卻忽視了人口多有分工更細、創新更多、產業集聚等好處。而且，『人多導致貧窮』的觀點完全經不起事實的檢驗。世界上既有人均資源豐富的富國如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也有人均資源極為貧乏的富國，如日本、新加坡、台灣地區、香港地區等。事實上，工業化以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因為資源的硬約束而發展不起來的，資源相對貧乏的東亞國家都發展得非常好，反而資源豐富的拉美國家卻發展滯後。在五、六、七十年代，很多國家都經歷了人口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國的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例幾乎沒有增加，只是中國由於實行了錯誤的經濟政策，並沒有像四小龍、日本一樣，人口和經濟同時快速增長。

可見貧富和人均資源無關，只和發展模式有關。從短期看，人口數量的多少並不一定對經濟發展有利或有害；從歷史角度看，人口數和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但是人口結構的扭曲必定對長遠的經濟發展有確定的負面影響。最新的經濟研究還表明，工作人口年齡結構老化以後，年輕人的創業和創新活力大幅降低，整個國家的科技競爭力減弱。近二十年日本經濟的變化也證明了人口少子化和老齡化對創新的影響，他們的科技創新力明顯下降。

我國近二十年來的高速經濟增長確實和人口結構及其變化有關。早先年輕型的人口結構，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勞動力，同時出生的小孩大幅度減少，家庭負擔減輕。儲蓄率空前提高，在世界各國大中排行第一第二。這為我國的高投資和高增長創造了條件。但是這種短期有利條件看似人口紅利，實際上是人口借債，將來是要償還的。因為出生率下降必然導致將來的勞動力短缺，養老的負擔加重。社會將為此付出代價。這就是還債。在這過程中將發生低儲蓄率所引起的各種問題。如基本建設缺少投資，環境保護沒有錢，教育和科研經費不足等等。其結果就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萎縮，甚至發生貧困化，即人均收入的持續性降低。

老年人口比例高的社會，和勞動力人口比例高的社會比較，顯然更為不利。但是由於經濟發展和醫療進步，老齡化是全球的發展趨勢。通過技術、組織、制度的調整，特別是社會財富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強了社會的適應能力，人類社會有能力適應這種變化。但是過快進入老齡化，就會發生未富先老的問題。與其他各發達國家老齡化過程比較，我國未富先老，社會發展干水平落後於人口老齡化的問題非常突出。

除了經濟上的問題，獨生子女政策也造成社會結構和倫理關係的極度扭曲。獨生子女政策造成4（祖父母）-2（父母）-1（當代）的家庭結構。當代的一個年輕人要負擔六個中老年人。而且每一個人都沒有兄弟姐妹，沒有叔叔阿姨舅舅姑姑。全社會缺乏橫向的血緣關係，只剩下垂直的單線條的直系親屬。這種單一結構是一種極為脆弱的人際關係。一個人生了病或發生別的困難，除了直系親屬，沒有旁邊的人能夠伸出援助之手。固然朋友也能幫忙，但是遠不如血緣關係那麼自然和緊密。每個人身處直系親屬的環節之中，他擔負着上下直系親屬的各種安全責任，沒有別人能夠真誠幫助，擔子非常重，極不利於社會的安全保障。

我們應該選擇什麼樣的生育政策？

按照中國現在的社會發展水平來推算，即使沒有計劃生育，生育率也只會在1.7左右。 經濟發展水平和中國差不多的伊朗，泰國都自然地降到了1.8左右。東亞地區的台灣和韓國二十多年前的發展水平和中國現在差不多，當時的生育率也只有1.7左右。現在他們鼓勵生育，生育率還是很低。有人擔心，一旦放開，農村的年輕人會生3個小孩。實際上，中國大部分農村的年輕人都在城市裏工作，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未來面臨撫養小孩的壓力和城市人是一樣的，很多研究表明，他們的生育欲望也不會超過2個小孩。所以根本沒有必要擔心放開後生育率過高，真正要擔心的是放開後，生育率還遠遠達不到更替水平。在世界範圍內，東亞地區的生育率是最低的，其中華人社會的香港和台灣更低。

是不是從限制只生一個變到放開二胎就可以了？還是應該自由生育，不加限制？自由生育對管理者來說，取消了生育管理，所有的社會成本和個人成本都消失了。放開二胎（即限制二胎），仍然有一定的管理成本。而且有一個強制性的二胎政策，就可能發生侵犯人權的野蠻執行。顯然，自由生育更好一些。對全社會而言，我國需要的是增加生育。其理由已如前述。所以我們建議取消強制性計劃生育，賦予公民自由、自主、負責的生育權利。

這一建議的爭議在於會不會造成生育的失控，引發人口的出生反彈。事實上我國大城市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1以下。北京、上海的婦女生育率已經降低到0.7，超過了只生一個小孩的計劃生育的要求。說明取消計劃生育不大可能引發超高的出生率。

試看世界各國的生育政策。人口密度遠高於我國的日本，新加坡，台灣地區，都採取鼓勵生育的政策。大多數歐洲國家也採取鼓勵生育的政策，儘管如此出生人口數仍不見增加。超低生育率的社會危機四伏。我國也需要鼓勵生育，取消計劃生育政策應該是沒有可懷疑的了。

取消計劃生育，會造成幾十萬計生幹部轉崗。這不是壞事。停止做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事，就是一筆巨大的節省。不過，做出儘可能詳盡的計劃，讓他們順利轉業，使得政策轉變沒有阻力，還是十分必要的。

建議發起人：

梁建章（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系研究教授，攜程旅行網董事局長）

茅于軾（天則經濟研究所榮譽理事長）

穆光宗（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易富賢（長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同意簽署人：（按回覆時間排序）

許小年（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陳志武（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

周黎安（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經濟系主任）

李宏彬（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

趙耀輝（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胡大源（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李建新（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

陳玉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

蘇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經濟學系副系主任）

袁剛（北京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李紅剛（北師大管理學院教授）

袁颺（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副秘書長）

顧海兵（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廖進中（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教授）

范劍勇（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王蘇生（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

鄭國漢（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商學院院長）

李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系教授）

薛兆豐（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朱天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經濟學與決策科學系主任）

唐方方（北京大學經濟學、金融學與營銷學教授）

何亞福（獨立人口學學者）

劉國恩（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教授）

林莞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

楊其靜（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教授）

蔡泳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研究員)

周春生（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系教授）

馬良華（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