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近思录上下2为学

　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近思录上下2为学

(2)上

　第二目为学大要。紧接上目，可知人之为学，主要即在学道。古今天下人，同生此大道中。道同，斯学亦同，而人与人乃能和合成群而无争。故中国得成为广土众民一统之大国，又绵延五千年迄今，为并世其他诸民族所无有。此皆由学统政统道统和合成一文化大传统之所致。

　　或谓中国有道统，无学统。此亦可言。学必统于道，如古诗三百首，即归入五经道统中。继之以屈原之【离骚】，忠君爱国，亦以道重。中国文学渊源【诗】【骚】，则文统于道可知。此下如司马相如，乃至曹孟德父子，其为文亦莫不引道以自重。而韩昌黎则谓，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则文不离道更可知。有人言，近代新文化运动，反孔即提倡新文学。乃与晚明之李卓吾，先后如出一辙，亦可证矣。

　　文学然，史学亦然。司马迁【史记】，即自称效法孔子【春秋】。子部亦莫不然，战国诸子各成一家言，亦各言道。道不同，斯学不同。惟西方则有学统，无道统。哲学主求真理。中国人言道，重在人文之内。西方人言真理，则重在人文之外。外于人文以求真理，历古今数千年来，西方哲学家人持一说，乃终无一真理可定。西方自然科学，亦重求真理，似更客观。然限于事物，亦终不能获得一相通共同真理。如天文学家发现地球绕太阳，非太阳绕地球，其理亦限于其事而止。如力学家发明万有引力，其事始于说明苹果之落地。如生物学家说明生物进化，由微生物迄于人类，其所得理，亦限于生物进化一事而止。格物穷理，一理限于一物，于人文大道终有隔。宗教则宣扬灵魂上天堂之事，与科学若相违反，但其限于一事言，则与科学正相同。

　　事事有理可求，独人文大道无可求，乃曰自由，曰平等，曰独立。人各自由，而求一共同当遵者，则惟以多数为归。多数非即真理，但今日西方人道所尚，则惟多数而止。故西方学则贵专家，道则尚多数，可谓有学统无道统。

　　中国亦有科学，亦有专家，惟论人生大道，则不在此。如医学在中国，亦有甚深造诣，亦有统，但治病仅人生中一事，故医学非即道统。西方之学各专门，皆平等。中国则有大道小道之别。又西方诸学各可独立，中国则各学皆一遵于大道。樊迟问为农为圃，而孔子曰，小人哉，樊迟也。故诸学遂各独立有统，而其上仍有一大统，曰政，曰教，而道则其更高大统也。故为学大要，则莫大于明道传道。

　　西方人为学，虽不重道，然人群相处，则终不能无道。今日西方亦有两大道，一曰个人自由，一曰社会集体。民主政治由个人自由来，尚多数。共产主义由社会集体来，则又转尚少数。相互矛盾，其病皆由学不重道来。墨翟尚兼爱，其道似近社会集体。杨朱主为我，其道似近个人自由。但孟子拒杨墨，两家之道皆不传。惟道家兼辟儒墨，其道似近杨朱。但得传，与儒为二。佛教东来，与道相近。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儒道佛三家并行。有宋理学家兴，三家始又归于一。明末大乱，满清入主，学人又因而思变。逮及乾嘉之世，清政定于上，社会安于下，一时更难变。道咸以下，清政衰，而西力东渐，中国学术遂趋于一大变之势。故此三百年来，中国学术始终在一变而未定之阶段中。虽历时已久，然较之魏晋以迄五代之一段，则为时尚暂。此下之变，殆惟两途，一则模袭西方之有学统无道统，此正近代国人所努力。一则返于有道统无学统之旧。然如周张二程，迄于朱子，理学规模乃定，则宜非一两人在短时期中所能成，正待国人贤达之继续努力。【近思录】一书，乃其足供参考一前规。

(2)下

【近思录】第二卷为学大要，凡百十一条，兹亦随拈两条为例。明道言：『为学只要鞭辟近里，著己而已。故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言忠孝，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只此是学。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其次惟庄敬持养，及其至则一也。』今按：此条即孔子所谓古之学者为己，孟子所谓收其放心也。学者所以学为人。为己者，即己之学为人，故曰鞭辟近里，吃紧为人也。学为人主要在行得通。人生在大群中，行不通，即不得为人。所谓道，则即是行而通者。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皆指此道言。人之初学，虽未即明道，但须知此道近在吾前，斯则心存庄敬，其离道亦不远矣。自明其道，乃即与天地同体，斯义难言，惟待学者之心领而神会。

　　西方人为学，惟务知识。姑就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三项言，广宇长宙，即此三项，愈推愈远，愈分愈繁，乌有所谓鞭辟近里者。

　　伊川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条补明道上条所未及。人心即生命，当有成长。而他心如己心，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贵能就圣贤心努力向前，故有进学工夫，斯我心亦日长日成矣。若仅务涵养，未免单限于己心，只注意在自然小生命中，未能进入文化大生命。陆象山言：『尧舜曾读何书来』，此语亦不差。但孔子学不厌，斯更有进。文化大生命，亦随以长成。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尧舜在文化大生命中，譬如一赤子。孔子在文化大生命中，则如一大人。孔子未失尧舜之心，惟在涵养外，终须有进学一境，庶使此心日长日成。倘务于进学而失去其赤子之心，则终亦非进学之正途。

　　又横渠订顽，即【西铭】，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横渠此篇，二程极所重视。朱子又特为濂溪【太极图说】及横渠此篇作注。惟【太极图说】重在道体，而此篇则重在为学大要，斯其异。

　　横渠言学重行，学即学于行而已。前言往行，会通合一，而道即在是。孔子集大成，横渠此篇可谓有其意。今人则特好于语言议论方面求之，所谓哲学思想是也。或谓此篇近道家言，或谓此篇近墨家言。近人又谓此篇乃横渠有采于当时流行关中之西来回教家言。不知横渠所躬行实践，则确乎其非墨非道非回，而纯乎一儒。故读中国古圣贤书，贵能躬行实践善加体会。不贵以语言议论轻肆批评。

　　横渠言知化者善述其事，穷神者善继其志，惟同一志，同一事，乃成为文化传统，而其要则在知化穷神。故必学以明道。曰化曰神，斯即道之体。在己而能知化穷神，则己即与化与神而为一矣。故曰，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此见儒道宏通，断非偏陷无主可拟。

　　已既与道而为一，则存之与殁，富贵福泽之与贫贱忧戚，皆一也。君子之无入而不自得者在此。近人则必言环境，环境不仅人人所异，亦复时时不同，何处去觅一合我理想而又安定不变之环境。体其受，勇于从，则无时无境而无不有宜，唯在其存心养性践形惟肖而已。横渠此篇以宇宙大全体为一家，以吾之毕生为一孝子，其实则亦犹有子所谓孝弟为仁之本之意而已。而推而广之，至于无涯涘，能勿忘其为述事继志，则庶乎可领略斯篇主要精神之所在。

　　西方人主个人主义，或主群体主义。集合个人斯为群体，故主张群体，亦犹主张个人。宇宙万物则仅供各个人之予取予求。乌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能和合个人与群体而为一之想乎。

　　横渠又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志于学志于道之主要宗旨。又曰：『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此乃言为学功夫。近人则喜言为学方法。功夫用心在一己之内，方法则用心在一己之外，此亦中西为学一相歧处。

古今天下人，同生此大道中。道同，斯学亦同，而人与人乃能和合成群而无争。
这句话感觉有点武断，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中西的学问应该大体相类？

《近思录》"为学大要"章阐微——兼论钱穆先生道统观之精义

钱宾四先生于《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中抉发《近思录》"为学大要"之微旨，实已触及中华文明之核心命题。朱子与吕祖谦编次此卷，特将"为学"紧承"道体"之后，此中深意，诚如钱先生所言，乃揭示"学必本于道"的儒家根本立场。考《近思录》卷二凡一百十一条，其编排次第实具深意：首明"圣贤气象"，次列"格物穷理"，终以"改过迁善"，此正构成"明体—达用—践履"的完整为学体系。

钱先生特举文学统于道之例，实可上溯至《尚书·舜典》"诗言志"说。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序，已示文学当以德行为本。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之赋，终以"曲终奏雅"；曹孟德《短歌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皆显文以载道之传统。韩昌黎"文以明道"说，非仅个人主张，实承《文心雕龙·原道》"道沿圣以垂文"之统绪。

至谓"中国有道统无学统"之辨，当细究其义。道统之说本于《孟子·尽心》"由尧舜至于汤"章，而学统之实早见于《周礼》"师氏""保氏"之职。朱子编《近思录》，其"为学大要"所列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正示道统与学统如车之两轮。钱先生特重此点，盖因清儒章学诚《文史通义》已明言"六经皆器"，道器本不相离。

今观新文化运动之文学革命，其反传统姿态确有类李卓吾"童心说"之极端处。然细考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八事"，其"须言之有物"仍暗合"文以载道"之旨。此恰可反证钱先生所言"文统于道"乃中国文化深层结构，虽激荡变革仍潜流不绝。

《近思录》之为学要义，尤重在"敬"字工夫。伊川言"入道莫如敬"，朱子解为"主一无适"，此实贯通道统与学统之关键。钱先生特标举此点，正为对治当代学术分科过细之弊。昔张横渠作《正蒙》，其《西铭》篇"民胞物与"之怀，正是由为学工夫臻于道体境界之显证。

要之，钱先生释"为学大要"，实抉发宋明理学"下学上达"之精义。其言"学统政统道统和合"，非谓混同三者，乃示以道统为体、学统为用、政统为迹的有机整体。此中深意，对于今日重建人文教育体系，犹具重要启示。学者若能由《近思录》入，参以钱先生《学龠》诸篇，庶几可窥见中华学术之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