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大旨讲述：亚圣孟子讲述四》

《全书大旨讲述：亚圣孟子讲述四》

夫子以儒教实今日救世之良教，非有人将本教真实教理宣传大众，仍不得收其功。盖自秦后，儒者久不明本教真义，相率为章句之学，而置实用于不顾，使世不被儒教之利，此为先圣所不及料者。故命轲于此再申论《大学》之道，于久亡之义，特指出之，使人皆知而行之，以开世界大同，以进人类乐利。故轲不敢辞，请论之。

夫教自上古传述，中历至人、真人、圣人之学而后成者。故尧舜诸圣，仁治垂于千年，道行成于诸世。盖教之所养，学之所造，非尽天纵也。《大学》、《中庸》，及《易》、《礼》，六经已载其言行已。其散见语录纬书者，虽多后人辑成，皆出自古圣也。又如医卜诸书，亦尝论其事，不可诬也。而皆儒教所有之义，非外焉者。

周以前诸修真之士，每不著述。如巢由、老彭之类，不胜枚举。周时始有太公、老子、庄列诸书，载其大义，亦皆与儒同其学或同其教也。盖道儒二者，古无所别，儒教又与道无异。夫子访于老氏，可见其派之无分矣。故儒教谓道教亦可，谓出自道教亦可。上古高士与唐虞三代君相，莫非同道，惟或出或处异耳。出则成治平之功，处则全修养之事，并非二道也。故巢由自逸，尧舜独勤，太公相周，夷齐采蕨，孔子游于列国，老庄守其所居，其道一也。岂必曰出则为儒，居则为道乎？故儒教自有出居之功，为教养之事。夫子则兼之。其用鲁而相，走天下而说诸侯，此出也。退而授徒，删诗书而订礼乐，此居也。而出有所事，居有所为。出有其功，居有其教。出有其德，居有其道。故为时之圣，而异乎楚狂卫蒉之执也。

夫圣人能出能居，且教且养，其于道与德，皆致中极，则其所以教人者亦同然矣。故《大学》一书，言明明德，言止至善。言修身以外至治平，言修身以内溯格致。教之完美周备，无以加矣。故为儒者能知明德之必明，亦必知至善之当止。能求修齐治平之功，必先立格致诚正之本。庶乎无负于圣人之教，而不愧为儒者。

考儒教至秦后，其所传已非圣人之全旨。如止至善用极，及格致诚正诸义，均无实行之功，学者仅为文字解说。故其所成先失其本，而病弊百出，世常以为诟病。此传之者过也。轲不敏，未得为夫子徒，而私淑其门，幸闻真义，而获有成，非夸也，乃实践之事。尝闻之夫子以是义授子曾子，子曾子授诸子思子，轲得授于子思子之门。盖夫子之授弟子者多矣，而子曾子最为高足，其余有成者均逊之。子曾子所授亦如夫子，而惟子思子最为高足，其余亦少闻者。故《大学》传于子曾子，《中庸》传于子思子。其二子之得而有成也，不忍以夫子所授秘之，乃为笔之书，纪其纲目焉。此《大学》、《中庸》所由作也。

自子思子传之门人后，轲幸而有得。而能成者，亦命载之书，即见七篇中者。七篇虽非尽传道之训，而莫非孔氏之教也。昔子曾子闻一贯之道也，门弟子尚有疑焉，而后人固无论也，而不知精义之精，即在此乎！《大学》全书不出此，《中庸》全书亦不出此。所谓‘此’者，即‘一’也！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此‘一’字，金鍼之度，可以尽《尚书》十六字之薪传。盖‘一贯’，即执中也、止至善也、用极也、致中和也、诚也、至诚也，皆指此道也。其为义，言之不可尽也。其为功，行之不可穷也。而夫子‘一’字以授子曾子，子曾子复以授之子思子，而轲犹获闻焉。则可知儒教之精，有非他教可及。而其所至，有极天地括万物而莫外。此非存养之功，涵濡之力，曷以悟此？

故后人之不达者宜也，非亲炙于师，面受其教，固不能想象而得之也。是故子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而轲以其合于一之道为言，盖即可以知欲修此一者，必有所志矣。夫独处不忘存养，闲居不起妄念，而后能守此一，而后能致此一也。巢由老庄知此不易，故轻天下而葆一身，弃名位而栖山谷。盖无尧舜之德，不能于万乘之尊以持此‘一’。无孔子之圣，不能于交游之际以存此‘一’。此志处者之意也。

子曾子此言，亦犹重处而轻出耳。而可知圣人不以出处而移，虽位至君相，足遍天下，其持之存之，无一时失其所修，所成无异于处士。此则儒教之正，而圣人之所能也。言儒教修养之道，以诚意正心为主。或曰存心养性，或曰克己复礼，或曰居易俟命，皆其方也。

故儒者为学，必先立志。志者，心所思也。立志，即尚志，谓志于道也。道不可言，而代以仁义，故曰仁义之事也。非仁无以体性道之真，非义无以制情欲之念，皆出于此心也。心思乎仁义，则情欲以净，而恶念不生。克己，义也。复礼，仁也。存心，义也。养性，仁也。古者以礼为理，即天理也，道也。见于人者谓之性，或曰命焉。见于事者谓之理，或曰道焉。而皆同出于道者也。

故修养之事，必先制其情而节其欲，去其物而存其真。而惟心主之，惟心能之。故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矣。得者，得仁义之见于心中，而物欲不复入也。所谓存也、复也、养也、俟也、见也、得也，皆指此也。以我所固有，非外铄者，故曰存、日复、曰养、曰俟、曰见、曰得也。而人之生也，与物俱生，身具五官百体，外与万事万物相交，皆相引也。故曰物交物，则引之而已。

以五官百体之物，纯乎生后之身、情欲之界，不得思则蔽于外物，而莫之脱也，而克尚焉。克者，制之。《书》曰：‘节性惟日其迈。’克亦节也。以何克之？以心克之。心合于道，则不克而自去矣。故曰‘复’。复者，返之。《易》曰‘一阳来复’，复其始也。何以复之？心存于性，不复而自在矣。

故以正心为本，心无邪思，其志已定，思而不乱，而不为欲累，而能不动于物，其念乃一，是曰‘诚意’。诚之事至深，诚意其初也。人以志而帅气，志定则气静。故曰：‘持其志，毋暴其气。’气暴则神躁，志纷则神扰。故修养之道，必先持志而定神，约气而存心，诚意而复性也。约言之，主‘一’而已。

是故圣人以一贯之义亲授道旨，子曾子当日答应之后，复以‘忠恕’二字演其义以告门人。盖忠者，尽己之性返于初，仁之体也。恕者，推己之性以及人，仁之用也。而能忠恕不违者，其不复蔽于情欲已可知矣。故忠字从心从中，恕字从心从如，皆主于心，皆性之德，皆道也。

中，即一也、极也、至善也。如，即自在也、存也、不动也。而佛经以性为真如，如如不动之语，尤可证明。如，即性道之真，非外物也。仁义由己，故仁从人，义从我。忠恕由心，故皆从心。而‘仁’与‘人’本一字，见人生之本即仁也，人生之性无不仁者。仁德即性之德，亦犹忠恕皆性之德也。性合于道而生心，故从心从生。心为身之主，而内秉于性，外形于情。《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即形于情者，道心即秉于性者。此关须认明，然后可以修养。

盖所谓存者、养者、复者、见者，皆指道心也，皆仁也。忠恕也、一也、中也、道也、性也，皆同也。所谓克者、节者、去者、约者，皆指人心也。情也、欲也、念也、物也，皆同也。故知心之本、性之真、道之体者，而后可以语于修养，致其诚正也。

轲闻修养之道，而后力行之，以持其志约其气，而使听于道心。行之以恒，守之以定，而渐能止能定、能静能安虑而得矣。其功固非一朝一夕也。四十而后不动心，谓不动于人心也。盖情不害性，物不蔽思，而能执中用极，以止于至善矣。斯即七篇中所云养气之道，及‘尽心’‘知性’诸语也。

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其道至深，后人多不知之。盖不外修养之义也。尽心而后知性，夫子之立，即不动于物也。不惑者，即诚则明也。知命者，即知性以知天也。耳顺者，即至诚如神也。从心所欲不逾矩者，即止善而达极也。知天命以下各事，以佛经证之，即神通智慧，超出人天之义也。圣人于此不以言文传人，故记者略之，子贡所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者也。然以其略也，后世又无传焉，遂使儒教不得全传于世，徒为文字之训诂，实可慨也。

故修养之道，非空言也，必加力行。非理论也，必有实践。其方不一，其致之一也。其受不同，其得之同也。而其旨不外明德以复性，存仁以养真也。其言如《大学》《中庸》、《易》《礼》诸篇，皆可考也。而最要之方，非文言可喻，必身体力行，至时自悟，自悟者自求之而自得之，故曰：‘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此‘安’字，即《大学》之静而后安，与《曲礼》之‘安安能迁’之义同，皆指修养之境。故修养者必自尽力以求之，而后可以自得之。如养气持志，修养事也，而气有疾徐，志有大小，各以禀赋而殊，非可一例论也。

人之所志，有好仁者、有好智者、有好勇者，故有乐静者、有乐动者、有喜游者、有喜居者。有以隐逸为志者，有以教化为志者，有以功德及民为志者，有以学问自足为志者。其志既殊，其修养也异趣。故圣人但示其旨，不言其趣。但述其义，不详其方。惟以人之须修养也，不可外修养以为学，不可后修养以言道，不可无修养以治生。故其教必重申明之，使人知所重焉。

《大学》纲领首言止至善，修身之本本于诚正者，皆此义也。夫人以性为生，性之属于道也，身之属于器也。一形而上，一形而下。日上则返所始，日下则流于九渊。故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又曰：‘君子之道，暗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皆言修养之要，而明修养为致力形上之事，以成其上达之功也。

佛道诸教，天堂地狱之说亦此义也。人生既含上下之道器，而有形无形者皆包吾身中。茍不修养，则无形者日消，有形者日盈。下者愈下，上者不复得上矣。故君子以修养，而无形者以日章，而上达矣。小人不知修养，徒为有形之供奉，故有形者的然，而无形者日亡，而日以下达矣。此修养之不可忽也。

修养之为存吾心，养吾性也。故其致力，必先以善恶之行，严为辨之。善合于心性固有之德，宜日充之。恶则背之，宜日去焉。故立德为修养第一义。外立其德，内存其真。内充其体，外致其用。然后可以语于修养之功。故圣人教人以明明德为首，而以止至善为终也。

人之生也，无形者道之所存，有形者道之所成，此本末内外也。而无形者气之始，一之初也。有形者质之见，万之具也。修养之道，由万返一，由质溯气。故必先养吾浩然之气，而一吾心。浩然者，即天地之元气也。充之则包乎天地而无尽，约之则退藏于密而有余。故修养之至，可以位天地，育万物，通神明而莫与争，赞化育而莫与并。故夫子之立也、不惑也、知命也、耳顺也、从心所欲不逾矩也，皆修养之功致之也。《中庸》所言诚明如神诸语，亦皆修养之功致之也。故儒教首重修养，而明德明道，无非由此以致之耳。

《宗主孚圣附注》

孟夫子此文，所以明儒教之真、后世失传之绪，谓《大学》《中庸》本为儒教最精教义。如止善、用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及《中庸》天命、率性、修道、诚明、中和等等，皆关教中至精之义、至要之学，迄秦即无传人。汉时各经博士及治经各家，皆仅就文演义、呻吟训诂之中，儒教真义已晦。历晋魏六朝至唐，其间虽有中儒有疑圣教之不传者，而皆不得真谛。比时道佛并兴，门户各立，儒者欲别于二氏，更讳言静止诚明诸道。

宋儒继五代之遗，初亦无所得，迨道佛之徒与文士交接，其聪睿者默会其说，知性道本来之理。如周邵张朱诸贤，已知汉儒之固陋、晋唐诸家之驳杂有违圣教之旨，相与推阐性命之学，而兼及理数之谈，其见识有足多者。无如囿于宗派，习于虚浮，尚文而忘质，能知而难行，故于性道之言虽汗牛充栋，而皆徒具文章之美、辩论之新，其于实得尚未有也。圣人之教，遂终无全传于世之日。此孔孟在天之灵所最引为尽忧也。

要知儒教之承二帝三王之遗，得上古天真之传，源于道宗，已非一日。孔子又亲炙老子，加以问学，而后教授诸贤，笔之书册，其教之全然无偏，包举各教，已无遗矣。然其中途不传者，盖有二因。性道之微，非尽人皆能习之，其优秀者多得之口授。递传至战国后，诸子百家并以其学争，而儒者辄为所侵，不自坚其所授，故急功利者多，深修养者少，其义失传，一也。性道之学既为微妙，诸子叙列语录，不敢尽笔之书，而书册所载皆其名，而其方则阙也。即有书矣，而秦皇之火、楚汉之兵，其书已多遗佚，间有存者，后人以其不习，视为无用，任意删纂，真意失传，二也。

以此二因，故儒教传者仅今日诸经，而又误于后人之解释。其不得复明，亦无怪矣。故宣圣于此圣坛，必命将其全义，重申明之，使后人知其教之大，而可以帅诸宗也。

又曰，汉儒有云：‘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亡而大义乖。’汉近于古，为此言者固可信矣，故儒教自秦后已不得其传焉。今幸以诚接神，复得使世人亲闻微言大义，其所关讵浅鲜哉！夫孔子之教，载诸经者固可数矣，其精晦而不明久矣！如《大学》《中庸》所言，皆至德要道，后人竟莫得真诠，又何况于经外之微言、口授之大义耶？故孟子慨乎言之，惟孟子之言犹是表章经文、引申真义，其口传之旨仍难卒告者，实以性道之微、中极之境，非实际体会，终莫能明。故必先就经文悉心讨究，身体力行，以期先成其德。由德入道，由事悟理，由器绎道，庶知行日进，学业日精，而后溯源达本，登峰造极，自易易耳！

微言大义虽不即闻，而已示其端。虽不尽知，而已得其径。盖宣圣所讲，诸贤所论，皆再三声明道之本来、性之真体，而勖人于格致诚正之功、定静安虑之境。且以止至善用极一贯为归，以明儒教修养工夫，初无异于道佛，即此足见其端，足寻其径矣。盖吾所谓端与径者，即道与佛也，既由宣圣诸贤明示修养工夫无异于道佛，则就道佛之教，以证儒者之旨，固可得其捷径矣。

夫道固无二也，世人昧之，以未闻微言大义，遂谓儒教不谈虚玄，不讲寂静，而力排道佛，自命为卫道，而不知实为背道也。其所以然者，诚由微言之绝，大义之乖，无为证之，无为明之耳。

故后人日读《大学》《中庸》，而不解止至善之义。日习《诗》《书》《易》《礼》，而不知执厥中之方。一错百错，一盲尽盲，遂将经中仅有道要之文，皆附会穿凿以失其真义。天道固莫能明，人道亦不可知，神鬼固莫能测，人物亦不可识。而所谓存养克复者，已不知何事，位育如神者，更不知何义也。此岂为教者之责耶？故圣坛所示，概为纠正此失，而欲彰明儒教之真，以使微言大义之得复闻于世也。其余解正训诂诸事，又其次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