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大旨讲述：述圣子思讲述三》

《全书大旨讲述：述圣子思讲述三》

儒教自唐虞以来，迄周之季，教义大备。而历代圣人，或君或相，其德行载在史册，皆有实纪，非空言也。其功业及民生，见诸政令，非徒学也。可见儒教所重，皆在实用，内而修己，外而治人，无不咸宜。而为君则仁政昭垂，为相则良治昭著。虽处境或殊，致功或异，而其立德成道之行，仁民爱物之功皆同。故尧、舜、禹、汤、文、武，稷、契、皋陶、伊尹、周、召，虽君相之位殊，其为圣一也。

盖秉儒教之教，克习之于平居，养之于夙夜，然后处足以善其身，出足以善天下也。故儒教之效，必有实行。儒者之行，必先实践。夫而后以诚正之行，致治平之功，以明明德之功，达止至善之境也。

观《大学》一书，自纲领至各章所言，皆待一一实行之者。如言治天下国家，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格致诚正，即可见一层层皆须实行做过，而后可收最后之功。又如知止而后定静，安虑而后能得，亦可见一层层皆须做到，而后可以致最终之果者。粗者未达，决不足语精。近者未善，决不足语远。故不得格致之力，则诚正之功不见。不极修身之事，则治平之功不成。亦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也。未有躐等而能进者，未有舍本而能立者。故学者于所示之方，决不能舍本逐末，希远忘近。而其要即在按部就班，一一求实践耳！

故《大学》之教，均自下而上，自精而粗，自近而远。虽明明德以治平为极，而必始于格致。虽成道以至善为得，而必首于止定。而圣人犹恐人之忽之也，故于各章之中，均历述其功行及其事物，俾知非空言可致，夸语可几，其旨至深切矣。

学者于读此经之时，须先立志于知行合一。知者即行，既行之熟，再求知之进，然后所知皆能行，所学皆能用。如知明明德之道，必求成明明德之功，而实行自格致至治平工夫。知止至善之道，必求达至善之境，而实行定静安虑工夫。其于亲亲新民也亦然。夫然后可以见儒教之效，成《大学》之功也。此实用首在自己之实行者也。

圣人立教本诸道，明德止善本诸性。无古今，一也。无中外，同也。故其为教无时不宜，无地不宜，其人性无殊故也。而其殊者容或有之，则教之制度仪节，或因习俗，或因政令，则亦可从宜而宜之。此盖非教之本旨也。若教之本旨，亘万古不可易，远万里不可改者也。

故《大学》所教，其义无可变通，其所谓明明德、止至善各条各目，皆至精至当，至正至中。由之则成，反之则败，于己然，于人然，于国家天下皆然。其言格致诚正为修身之道，固无论已。即其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亦皆一定不移之理。非如是，不足以言齐、言治、言平也。故学者欲明儒教之用，成治平之功，非实行之不可。

或有谓古之异宜，《大学》之言，为君王时代，为封建时代，为上古未开化时代，其所宜者，非今日所宜也。此言至谬。夫天下广狭，人民众寡，政体或君主或民主，人民或智或愚，虽有不同，而其欲出于情，生有其性，无不同，此民人无古今殊也。政体以求治为主，国家以得安为先，此无论君主民主皆同也。国以民成，天下以国成，无论域之广狭皆同也。

《大学》之言治道本于爱民，言为政本于立德，言用人本于大公，言理财本于求均。其先则修身齐家，其本则正心诚意，虽古今中外，用之无不宜也。况唐虞以前，非君主也，非封建也。三代之间，非野蛮也。其所取法皆本诸列圣之传，已用之而效，今岂不宜乎哉？故为此言者，不知儒教者也，不明治道者也，不解性道者也，故其言不可信也。

又有谓《大学》之言治，知重私德而忘公德，知有亲亲而忘社会，知平天下而忘民族，此言尤谬。私德即公德也，如仁慈忠恕皆为待人待群者也，而曰古圣忘之乎？道之所成，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此顺乎性，全乎天也。仁民爱物，继亲亲而重，岂非爱社会乎？而谓古圣忘之乎？家国天下，亦近及远，亲及疏也。能治其国，必保其民，国富民强，而后始及天下，非重民族而何？而谓古圣忘之乎？

且圣人之心与天地同德，日月同明。先立其德而以化人，先亲其亲而以仁民，先治其国而以平天下。皆先己以尽，而后推以及于外。其德之大、道之广，岂后人所能识。而其致其大且远者，皆本于道与性也。故所成无有与比。

若以圣人之教，施诸今日，则全球同化，无问何国，全世同治，无问何族。而自狭者徒兢兢于一国一族，而终不得致之治安，此岂仁智之士耶？故私德不立者，不足言公德。亲者不亲，不足言爱群。己之国家不治，不足以言平天下。此理之至当者。吾愿世人当求实行《大学》之教，以明圣人之功，不宜以文字视此经，而忘治学之大者也。

圣人之心，以广天地之仁，宏性道之德，为其所立教之旨。故其教之入人也深，其功不言而大，其名不居而章，其利不谋而溥，此万世以后犹当尊亲之也。夫斯世之治乱，恒系乎教之兴衰，智者固知之矣。而教之传否，犹有待乎智者，此亦常人所知。今世乱亟矣，其有志者，乃不兴教是图，而欲望世之治，得乎？圣人教人心法，载在经书，人多读之矣，而孰能以之致用者乎？皆由未能实行耳。

实行云者，不在临事之时，要先习于平昔。不在谋国之际，要先练于身心。故修身为本，孝弟忠信，亲亲长长，皆其事也。仁慈忠正，体物不遗，皆其事也。即闲居独处，戒慎恐惧，持之以敬，而立其诚。日用寻常，静默安息，操之不失，而养其真。皆所以为学，即所以致用也。行之有余，博及群艺以尽其能，以发其知。温故知新，先博后约，明乎物理，察于事故，亦皆学也，皆所以备用也。

故为学者，要先立志圣贤，要先力求知行合一，而无求于外，毋贪于名，毋惑于利。既定于内，既立其本，既厚其德，则出固圣君贤相，功德及于生民。居亦圣师贤友，教化行于天下矣。实用之效岂不大哉？再者《大学》一书论学为重，而言学皆就易者始，必先立基。故初学者，于其易者未能之时，不可语其难者。盖基不立，不足善其后也。如言明明德及于治平也，他经多有之，此则仅其大者，如止至善亦然。

故《礼记》、《春秋》、《诗》、《书》皆言治平者也。欲明明德者，读《大学》后必须及之。如《中庸》、《周易》、《连山》、《归藏》皆言诚、言性道者也。欲止至善者，读《大学》后必须及之。其余如《论》、《孟》、《孝经》、《家语》等，则又各经之辅，亦不可不习之也。故为学者于读此经之时，当求此经之用。既读之后，更当求广其用。庶乎用之不尽，而不负此经。不负此经，即不负圣人之教也。世人其勉哉！

《宗主孚圣附注》

宣圣以圣教重在实效，读经重在致用，特再三申明此旨，使人注意。且宣圣之意，以为作圣贤，本人应有之志，而于治平功业，则不勉人皆做到。

故读经之时，先要以实学圣贤存心，不可徒务一时事功。要知事功易为而难成，圣贤难为而易成。一求在己，一待诸事，自不同也。故习经为平时用功之事，非谓出仕而备也。今人每忘其本，先求名利，遂致所学不精，基本不固。要知圣人教崇实用，非为以用为志。若以用为志，则不得其位者岂竟不学耶？故圣人之谓实用，以先自己身始，而使志于圣贤。能为圣贤，则出处皆宜，其功效随时随事皆可见，此则真实用也。

宣圣恐人误会实用‘用’字而先忘其本，致心逐名利谓为实行平治。一旦得用，有如扬子、云王、荆公辈，徒以经文饰自己之失，为天下诟病，是自失其本而误其志，非圣人崇实用之旨也。